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答意见

上一篇: 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审限管理规定
下一篇: 成都市农业灌排设施保护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认为，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贯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和对检察工作的要求，认真履行检察职能，加大了司法改革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年工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今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可行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检察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肃执法，加强各项检察工作，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服务国家大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努力开创检察工作的新局面。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通常是刑事被告人，因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态，被告人在话语上处于劣势，原则上均能为争取从轻处罚而为“愿赔”之意思表示。但被告人多为没有赔偿能力的无业者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能否赔偿被害方的物质损失最终取决于其亲属的赔偿态度与赔偿能力。要使被告人亲属愿意帮助赔偿，首先是建立他们对司法工作的信任，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晓以积极赔偿之收益。
鉴于被告人最终要受处刑罚，其亲属往往担心履行赔偿义务后法院“食言”，不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从轻幅度太小以致失去实际意义。因此，法官在与被告人亲属的交涉中要为消除此种不信任感而多费口舌。在多数案件中，法官都要或易或难地先过信任关。只有建立起被告人亲属对司法工作的基本信任，调解和实判才成为可能。
在建立基本信任之后，被告人亲属最希望了解的是积极赔偿所带来的收益。目前，刑事法官手中掌握的最有力的“利导”武器是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官在与被告人亲属的交涉中通常都会使用该条规定，以便在他们的观念中建立起积极赔偿同时能使被告人受益的“双赢观”。法官在被告方交纳赔偿款后原则上都会对被告人予以适当的从轻处罚，从轻幅度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实交额与判赔额的比例以及被告人亲属的交款诚意和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