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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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规定


（1988年4月20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30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5年1月18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8年12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的决定（草案）》，决定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做好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以下简称代表议案）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二、第二条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依法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是法律赋予代表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权利。”

　　三、将第三条第一款和第四条合并为第三条，内容修改为：“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

　　代表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有法规草案或者立法要旨及其说明。修改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有法规修改草案及其说明。

　　代表议案应当有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并有领衔代表。

　　代表提出议案应当一事一案，使用大会秘书处统一印制的代表议案专用纸。”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代表应当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议案。

　　议案的领衔代表应当向参加联名附议的代表提供议案文本。附议代表应当认真审阅议案文本，需要集体讨论的，应当经过集体讨论。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各选举单位以及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为代表酝酿、准备议案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五、第三条第二款改为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代表议案一般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是指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定之日起至主席团决定的代表议案截止时间前提出的议案。”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后形成的代表议案，也可以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作为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议案。”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送交大会秘书处登记、分类后，由大会秘书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每届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送议案审查委员会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大会秘书处对不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代表议案，可以建议提议案代表进行修改、完善后重新提出，或者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送交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做好登记、分类工作，对不符合议案基本要求的代表议案，可以建议提议案代表进行修改、完善后重新提出，或者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在收到代表议案之日起十五日内送有关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充分听取提议案代表的意见，并在收到议案后的三十日内书面提出代表议案处理意见，交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市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举行时，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应当将闭会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的代表议案处理意见，同时送交大会秘书处，与会议期间提出的代表议案一并处理。”

　　八、第五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大会秘书处根据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向主席团提出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本次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本次大会议程。”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经主席团审议通过的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印发大会全体代表。”

　　九、第六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主席团决定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代表议案，提议案代表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由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进行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汇总研究后，提出对代表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将该代表议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决定不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代表议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大会闭会后审议。

　　主席团认为代表议案不符合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可以将代表议案转为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按照《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书面意见的规定》处理。”

　　十、第七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提出议案的代表过半数以上对主席团关于代表议案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四小时前向主席团书面提出复议要求。主席团应当予以复议，或者交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复议。

　　代表的复议要求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议案审查委员会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经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复议的决定应当答复提出议案的代表。”

　　十一、第八条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第九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主席团决定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大会闭会后审议的代表议案，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应当在大会闭会后的三个月内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审议结果的报告应当包括议案的主要内容，听取和采纳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提议案代表意见的情况，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审议意见等内容。必要时可以以附件作详细说明。”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涉及需要先征求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的意见，再进行审议的事项时，应当在大会闭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代表议案交由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进行研究。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在大会闭会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意见。

　　本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在研究代表议案时，应当先听取领衔代表对议案的说明和对议案的处理建议。”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专门委员会为审议代表议案召开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以及专门委员会会议，应当邀请提议案的领衔代表参与，充分听取代表对议案的处理建议。”

　　十五、第十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应当作出决定，将代表议案提请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议程，或者将代表议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将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交本市有关国家机关办理。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时，应当邀请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列席会议。”

　　十六、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本市有关国家机关对常务委员会决定交付办理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应当认真办理，并自交办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办理情况的报告，同时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提出议案的代表。办理情况的报告应当包含有明确的办理部门、措施、时间要求等内容的办理方案。

　　本市有关国家机关在办理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时，应当听取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对拟办方案的意见。”

　　十七、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本市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办理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经审议对办理情况的报告不同意的，由原承办机关再作办理，并在一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再次办理情况的报告，同时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提出议案的代表。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本市有关国家机关办理情况的报告和再次办理情况的报告时，应当邀请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列席会议”。

　　十八、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八条。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重大事项决定草案等吸纳了代表议案有关内容的，应当在有关起草说明中予以阐述。”

　　二十、第十四条改为第二十条。

　　二十一、恢复1988年4月20日本规定通过时的第十二条，作为第二十一条：“本规定经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后施行。”

本决定自2009年1月10日起施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关于法院调解存废的思考

提纲：
一、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角度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二、从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现状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三、从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在经历了从“着重调解”到“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调解”的立法性淡化过程以后，近来又受到了新的挑战。
学者张晋红著文明确主张，在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化轨道后，法院调解已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那种立法价值了。法院调解不伤当事人和气、省时省力等正面价值的实现难以避免地同时存在着负面效应，所付出的代价也太过高昂，例如背离法律的正义要求，损害诉讼公正和法院形象。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法院调解。①
笔者长期从事法院实务工作，认为，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行调解，久调不决等负面效应并不是由于法院调解制度的内在构造性矛盾引起，而是由于法院调解缺乏规范化的程序造成的，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法院调解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更不能完全取消法院调解。本文拟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就此论证自己的观点。
一、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民族心理角度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在诉讼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厌讼、贱讼，以调处息争，实现无讼。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在中国社会取得了正统地位，以调息争，实现无讼正是儒家的理想境界。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是“无讼”论的奠基人和鼓吹者。他曾郑重地宣布：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奉他为万世师表的儒家化的法官们。纵观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厌讼、贱讼一直是诉讼观念的主流。
古代法官息讼的常用办法是，通过对当事人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进而使双方产生羞耻之心，主动撤讼。即所谓的“以调息讼”。在明教化、息讼端方面，孔子棱椎祟为典范。据《荀子．宥坐》载：“孔十为鲁司寇，有父子祖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认为“不教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罪不在民也”，终于使其父受感化请止讼而去。中国古代，经过调处而平息诉讼称为“和息”、“和对”。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扣，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后，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的原则，以调息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厌讼、贱讼，以调息讼作为儒家礼教的要求，同样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与民族烙印。“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长时间的。”②诉讼观念则尤为如此。以调息讼的观念已融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在诉讼中实行调解易于为当事人所接受，人们在心理上对调解的接受程度依然超出了对判决的接受程度。例如，在一项针对某地区农民以“干部解决”、“私了”、“打官司”这三种性质各异的纠纷解决方式中之何种方式“最能圆满地达到您的要求”为内容的民主调查中，“干部解决”、“私了”、“打官司”三种方式的选择率分别为34．34％、17．34％和47。29％。所谓“于部解决”即在干部主持下进行的调解，“私了”即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或在第三者主持下进行调解，二者选择率之和为51．48％，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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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法院调解在立法上的去从时，不能以外国民诉法都规定有调解为由而强调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和保留之必要。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因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世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首创而否定保留法院调解的必要。在借鉴外国的诉讼制度时，必须研究中国的诉讼文化，并特别注意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各地区、民族、阶层在司法资源利用中的差异。脱离了这种特定的现实，就町能在强调审判制度规范化、统一性的同时忽视其必需的多元性。在完善、健全诉讼制度的同时，应注意我们的现实生活，发挥法院调解的解决纠纷功能。
二、从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现状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自本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产业之复杂化与经济之迅猛发展，大多数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现象。同时，由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过于高昂，致使普通百姓难以接近正义。再有，社会的发展向诉讼制度提出了大量新的、更高的要求，诉讼类型与日俱增，面临这种挑战，固有的审判制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有效地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呈现出机制陈旧、滞后的迹象。
美国是一个“诉讼王国”，但是“通过法律的创造和使用来改造社会”的信念，已经受到了一定冲击，从而遭到“太多的法律，太少的正义”这样的批判。美国前总统布什抱怨道：“美国正从一个自由的国度变为诉讼的乐土。”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在1991年美国律师协会年会上批评道：“令人惊讶的诉讼费用及漫长的诉讼期限，已使美国的竞争能力受到内在机制的损害。”1984年，时任首席大法官的沃伦?伯格在1984年美国律协会议上告诫道：“对手一个诚实的公民而言，我们的制度太耗费财力，太令人痛苦，太具有危害性，同时也太缺乏效率。”由此可见，在美国诉讼迟延和诉讼费用过于昂贵的问题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日本诉讼迟延问题更甚，据日本1989年的司法统计，第一审通常有近中数的案件需要1年以上的审理时间。如果对第一审不服提起上诉那么审理时间就更长了。据1987年的司法统计，从第一审受理时起到最高法院上告审终局判决
为止，3年以上审结的案件共占7,5．7％，其中5年以上43％，lO年以上占11％。即使这样，实际卜在最高法院中，每年至少90％以卜的民事上告案件，不经口头辩论即被宣告驳回。
为解决上述问题，自二战以来，在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司法改革的呼声和实践始终在继续。司法改革的社会目标在于促成新的社会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实现纠纷解决机制乃至法律机制的多元化。最近几年来，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为了补充审判不足，或者是为了在某些方面取代审判，调解的功能似乎突然间就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就美国的争议来看，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式的判决，未必真正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心理对抗，人期望调解作为克服上述局限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括多样地加以解决的作用，因此调解成为”替代诉讼的解决方式”中发展最快的一种方法。
我国的法院调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东方经验”，我国的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融合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二者不仅性质相同，而且可以交叉使用，其中，调解程序有优先权，调解的优点颇多，例如：节省时间、费用，不伤和气，能够达到“一个纠纷，一次解决”的理想目的，因而颇受各国欢迎。相互借鉴调解经验，力图完善调解制度，正成为各国民诉立法的一大趋势。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规定的“审理前合议”制度，除具有明确争议点和交换证据等功能外，实际上还有调解的功能。
三、从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看，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不容置疑，制度的内容及形式决定了制度的目的。可以说，如何理解我国民事诉讼目的，对于法院调解的存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目前，关厂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
1、基于民事诉讼制度乃是保护私人权利观点的权利保护说。主要观点在于：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权利由于无法通过自力救济来实现，因此只能要求法院加以保护，这种要求法院保护实体权利的请求权就是权利保护请求权。
2、认为民事诉讼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的维护法律秩序说。主要观点有：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国家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
3、主张民事诉讼是解决纠纷的制度的纠纷解决说。纠纷解决说认为，当事人的诉权以当事人向法院要求解决纠纷进而实现实体权利的内容来构成，法院在顾及当事人的意思，同时尊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基于法律、法规、适当、迅速、经济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是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必须承担四个任务：(1)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2)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案件；（3)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通过
该四个任务的完成来实现一个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个观点仅仅是对民事诉讼法第2条的解释，在学理上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仅仅可以理解为包含有民事诉讼的目的。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发表文章对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家学说得到公认，成为通说。
笔者认为，不管将来如何具体界定民事诉讼目的，我们至少要注意两点内容：
其一，保护实体权利或追求实质真实应当作为民事诉讼目的的一个方面，但不宜无条件地将实体权利的保护列为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唯一、首要目的；
其二，立法上应充分兼顾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即民事诉讼应当“合当事人目的”。基于此，很显然法院调解不可取消。
基于实体权利的保护不是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我们便不能完全否认法院在调解中采用劝说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的方式来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妥协让步是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必要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当事人双方都做出让步，即使是一方当事人让步，即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来换取对方当事人迅速履行其义务，从整体上仍然是有利于权利人的。例如，甲欠乙一万元，法院判决乙偿还甲一万元，并偿还一万元的利息，但是乙十个月后才实际履行这一万元及利息。相比之下，如果甲以放弃利息为条件换取乙迅速履行一万元债务，双方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显然，后者即法院调解更有利于保护甲的合法权益。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是追求效率与效益，最讲合理的资源配置。上例中十个月中一万元的运营收入绝大多灵敏情况下会大于所放弃的利息。
从民事诉讼应“合当事人目的”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调解的可能性。随着诉讼活动的展开当事人对举证责任、诉讼费用，诉争事实及证据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基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极有可能使当事人回避判决这种结案方式，选择法院调解这种省钱省时，能真正消除心理对抗的结案方式。
在认识到权利保护并不是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时，在强调追求效率和效益，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本理念下，如果强行取消法院调解，其结果只能是弊大干利。
如果法院调解能够依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去适用，即使以对审判的需要为前提，调解也能够成为与审判并立的一个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只能有好处，绝无带来坏处的可能。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完善和改
进，恢复其本来的机能，而不是淡化甚至取消。
注释：
①张晋红：《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裸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②刘作翔：《法律文化论o，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③郑永流等：《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④何兵：《从美国民事诉讼的困境看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外法学》1996年第2期
（作者 韩宁 王雷 魏志名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