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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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现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田纪云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宣布：为了扶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国务院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提出：第一，认真管好用好国家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新增加的贴息贷款；第二，广泛动员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为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尽责出力。
一、会议认为，国家在当前资金关不宽裕的情况下，增加十亿元贴息贷款支持贫困地区，这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的关心和重视，对解决群众温饱问题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会议要求，各地一定要认真管好用好这笔贴息贷款，千方百计提高贷款效益。
（一）贴息贷款所需信贷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年专项安排，由农业银行发放。贷款期限由农业银行按项目收益期长短确定。贷款利率为月息六厘。为了提高贷款的经济效益，增强农民使用贷款能力，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贴四厘，贷款农户和单位付二厘。贷款从一九八六年开始使用，
连续五年，每年发放十亿元，允许跨年度使用。
（二）贴息贷款不平均分配，投放的对象是贫困面比较大的省和自治区集中连片的最贫困地区。全国拟重点扶持二百多个县。具体县由省、自治区确定，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核准。各部门、各地区不得因为新增加贴息贷款而减少或抽回原来用于这些贫困县的扶持资金。
（三）贴息贷款由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分配到省、自治区。由省、自治区统筹安排，根据扶持县的大小、困难程度、资源开发条件和管理水平等，确定贷款发放数额并分配到县。贷款由中国农业银行及其省、自治区分行根据分配决定，逐级下达到县，由县具体组织项目开
发。跨县的项目，由省或地区组织有关县统一安排。每个开发项目都要确定项目负责单位或项目负责人。贷款一般要通过项目负责单位、项目负责人使用到户，结算到户。同时，也可以直接贷给有独立开发能力和条件的贫困户和联户。贴息贷款一年分配一次，可以根据贷款使用情况，尤其
是使用效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四）贴息贷款要与国家和地方原有用于贫困地区的扶持资金结合使用，同原有的“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发展贫困地区经济贷款”和“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等，一起由省、自治区统筹安排。同时，对原有资金进行清理和整顿。无论是使用新增加的贴息贷款，还是使
用原有扶持资金，都不能简单地走过去的老路，要实行必要的改革。现在国家每年用于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信贷资金五十多亿元，如果使用不当的问题不解决，再增加多少钱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克服过去单纯救济、分散使用、随意挪用等弊端，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严格管理，直正用好。
贴息贷款必须用于有助于扩大就业，能够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生产性开发项目，以及直接为开发项目服务的急需的商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扶持能够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投资少，见效快，有市场，家家户户都能干，有助于尽快解决群众温饱的“短、平、快”生产项目。
比如，发展种树种草、养畜养禽、农产品加工、小矿产、小水电、小运输、水产、干鲜果木、药材、建筑建材、劳务输出和其它有竞争力的产业，以及能带动本地群众性的生产开发，为农户生产提供服务，安排贫困户劳力就业的乡镇企业、少数县办工业。不许搞那些投资大、周期长、见效
慢，同当前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相距较远的项目，更不许用于其它开支。任何人不得截留、挪用贴息贷款及其它扶贫资金，违反者，要严肃处理。
（五）对贴息贷款要实行项目管理。一定要以开发项目定贷款，贷款随着项目走。有项目贷，无项目不贷；符合要求的项目贷，不符合要求的不贷。使用贷款的县在申请贷款前，要由县政府负责人主持，组织计经委、科技、教育、财政、人行、农行、农业、林业、畜牧、水产、乡镇企
业、水电、工业、交通、商业、外贸、民政、民委、卫生等有关部门，根据贴息贷款使用要求和资源、市场条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群众温饱的开发规划和年度项目开发计划，经过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后，报省、自治区通盘考虑，审查批准，并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备案。省、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市、州要加强项目的中期评估，检查验收，认真指导。
批准后的具体项目执行，由当地县农业银行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用款单位和个人使用贷款时，要到农业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贷款由农业银行根据批准的项目审核发放，有借有还，按期收回。如发现项目计划不合理，或者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由于其它原因项目不宜继续执行的，银行有
权及时提出调整项目的建议。贴息贷款的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制订。财政、银行和审计部门要加强监督和管理。
贴息贷款的使用，要与贫困县解决群众温饱，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的目标挂钩，实行明确的责任制。要改变钱责分离，“年年给钱年年穷”，没有人负经济责任的状况。各县实现目标的具体期限和要求，由省确定。省对中央负责，县对省负责，层层落实责任，限期实现目标。
（六）使用贴息贷款一定要吸取过去只给钱、给物，忽视技术，忽视服务，单项输入，互不协调的教训，坚持资金、技术、物资、信息、人才、管理综合输入、配套服务的原则。省、地、县各级有关业务部门和单位，要把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本部门业务工作的开展结合起来，组织行
业对口服务，并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共同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做好服务工作。
项目开发要同组织农村小型开发服务中心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各种服务体系的作用，依托现有的技术推广站、经营管理站、畜牧兽医站、种子站、植保站、农机管理服务站、林业工作站、农村供销社、贸易货栈、乡镇企业和农民服务联合体、服务专业户，实行自愿联合，建立农村开发
服务中心，为农民生产提供良种、技术、加工、收购、运销等系列化的综合服务，联系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经济。
（七）鉴于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民素质低弱的实际状况，为保证贴息贷款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做好对基层干部、项目负责人和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因此，使用贷款的省、自治区要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划出一笔专款，做为服务于经济开发与使用贴息贷款配套的技术
培训费，主要用于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劳务培训等。项目开发的贴息贷款要与技术培训费配套审定，一起下达。没有配套技术培训费的县，不能使用贴息贷款。
二、会议认为，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是全党、全国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界贡献力量，尽其所能。
（一）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建设，首先是各级党、政、群机关的重要任务，近两年，各地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贫困地区帮助工作，效果很好。这样做，不仅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促进其尽快改变面貌，而且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加强机关建设。这是值
得提倡的。
（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要把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和脱贫致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不同形式，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第一，凡有条件的部委，都应当抽派干部，深入一片贫困地区，定点轮换常驻，重点联系和帮助工作。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的有：国家科委
联系帮助大别山区，农牧渔业部联系帮助武陵山区，民政部联系帮助井岗山地区，水电部联系帮助三峡地区，商业部联系帮助沂蒙山区，林业部联系帮助黔桂九万大山地区。第二，有的部委可以相对稳定地联系一片贫困地区，定期组织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帮助贫困地区排忧解
难，开发经济。例如国家教委计划相对稳定地联系帮助太行山区。第三，有的部委可以根据本部门的特点和条件，有计划、有选择地为贫困地区做几件实事。如地质矿产部今年初就作出决定，为贫困地区群众采矿开展十项服务，已见到效果。
（三）国家机关联系和帮助贫困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在所在省、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贫困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协助当地制定解决群众温饱、改变贫困面貌的开发规划，提出有益的建议；牵线搭桥，帮助贫困地区引进人才、技
术等，建立和发展同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科研单位、大中专学校各种各样的广泛联系，并采取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各类人才；检查国家和地方用于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使用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办法；有选择地联系几个点，总结交流脱贫致富经验，以点带面，推
动工作。
（四）要选派身体好、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优秀干部深入基层，参加贫困地区的开发工作。对在贫困地区工作表现突出的干部，要给予表彰奖励，并将他们的工作实绩与职务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结合起来。同时，欢迎身体好、热心于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离退休老干部到贫困地区调查
研究，帮助工作。定点常驻联系和帮助贫困地区工作的干部，其生活补助可按出差待遇办理。
（五）大中城市、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人才众多，知识密集，力量雄厚，是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开发贫困地区，也是他们的一项光荣任务。各地、各部门要充分重视和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积极组织他们发展同贫困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横向联合，把贫困地区的
经济开发同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
1986年8月22日
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健康问题尤其是儿童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用立法来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维护其身体健康。这些学者认为：“儿童营养膳食和食品安全应该有法律保护，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立法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然而，这种观念是否恰当呢？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营养膳食问题尤其是营养问题与人的自我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能否对该问题进行立法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当前在儿童营养膳食立法方面有过立法实践的国家来看，大都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由于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经济上比较富足，所以便对生活的质量更为关注，对健康饮食更为关注，而这些国家的立法者也自然相应地顺应了民意，将营养膳食问题特别是儿童营养膳食问题列入国内立法议程，并最终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这与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当前，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与日俱增，但就总体来看，我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各发达国家相比依旧有着极大的差距，且还存在地区生活水平的极端不均衡问题，例如：在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要相对较高，可能要相对较为注重生活质量问题，注重饮食营养尤其是儿童的饮食营养；而在广大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则基本上还驻足在刚刚满足温饱后对未来更富足生活目标的奋斗抑或对更高生活质量的憧憬阶段，营养问题（包括儿童的营养问题）对他们来说，恐怕还只是其为之奋斗的一个长远目标。所以，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显然是不适宜的。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的饮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饮食营养结构（包括儿童的饮食营养结构）必然也大不相同。这样一来，即便是强制对儿童的营养膳食问题进行了立法，也可能会因该法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而使其实效受到置疑，从而导致其没有普遍性的权威。而法律假如没有权威，则它无疑于形同虚设！基于此，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和成熟，儿童营养膳食立法应当缓行。
此外，提倡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的学者还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说明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本是最能说明立法能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明显例子。1931年，日本18岁男青年的平均身高161.8厘米，女青年身高为151.2厘米。4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与营养相关的法律，包括《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与营养相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日本通过50多年的国民营养改善，使国民体质得到普遍提高，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体质的发展奇迹”。但笔者以为，儿童营养膳食立法的出台与儿童身高的增长或体质的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儿童）体质的增强或身高增长有赖于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饮食结构的科学化，而与营养膳食立法却并无必然的联系。营养膳食立法作为法律，其作用充其量在于确认并保障实施已为科学所证明的、与人们的健康相关的合理饮食结构，而不会决然地促进人们体质的增强或身高的增长。实际上，即便没有对儿童营养膳食进行立法，人们出于对儿童的关爱与呵护，也会自觉重视并强化儿童的饮食结构，注重儿童的健康饮食和营养饮食，从而使儿童的体质得到增强。而相反，即便是有了营养膳食立法，假如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尚达不到足以满足人们改善其生活质量的需要的程度，则人们也会苦于无相应的经济能力而无法关注并改善其饮食营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强制保障实施”无疑只会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而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提高其国民体质，该法律也只会被人们视为“恶法”而难以长久存在。所以，笔者以为，重视并对儿童营养膳食问题进行立法并不是日本国民体质改善的直接原因。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假如没有其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是有再多内容良好的营养膳食立法，其国民的体质也决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在儿童营养膳食方面，我国应当努力发展经济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帮助其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自觉重视并切实改善儿童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其体质；而不应当是过早地用立法来强制保障儿童的营养膳食，“拔苗助长”。
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法律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许多时候，没有法律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法律也绝不是万能和无所不包的，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有法律介入才能够最终得到解决。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即便法律要介入，也绝不是必须或者可以马上介入的。法律在对待儿童营养膳食问题时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前，在我国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切不可盲目借鉴发达国家在营养膳食立法方面的经验，过早地对营养问题进行立法。
本文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5期.
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石安洲
摘 要: 城市化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潮流。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作为经济现代化标志之一的城市化都会给民族地区带来全面的挑战，尤其表现在民族传统知识方面。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迅猛推进，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结构中，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现代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为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特点,明确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原则,确立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内容及其规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法律保护 文化多样性
一、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意义
在21世纪多元文化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目前,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每一个民族都要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都要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每个民族都不应当拒绝现代化;另一方面,每个繁荣昌盛的民族都应保存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本民族的基本特点。丧失现代化将意味着民族的贫困,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有利于各民族的繁荣与发展。如何在各个方面正确处理好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21 世纪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繁衍与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产物。由于不同民族创造并发展、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份，甚至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文化权是一个民族拥有自己民族文化得到保持、保护与发展的权力，对于衡量民族平等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人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说来,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文化,这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全人类所共有的世界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现象的差异,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人类的共同财富,继承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发展地区, 例如在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 传统医药产品的人均消耗是现代药品的两倍以上,在一些偏远地区, 传统医药是穷人唯一负担得起的治疗药品; 在发达国家, 草药的需求近年来也不断增长,仅在欧盟国家市场上1999 年就达119 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世界市场上的草药产值已达到430 亿美元, 并且每年还在以5%~15%的速度在增长。
（三）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资源。世界上许多农作物的多样性都是由农民根据古老的耕作方法、品种选择和土地利用习惯而保持的, 并为当地带来了其他利益, 如食物多样性、增加收入、稳定产量、保护环境、减少虫害和疾病风险, 增加劳动力的有效利用等, 传统知识还是各种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文学艺术如音乐、舞蹈、手工艺制品等方面的创作源泉。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21 世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全球化发展趋势彰显。这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赋予了新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二、目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现状
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通过立法形式加以保护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工作的法治步伐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快。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早在1972年就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6 个缔约国, 到2002 年底, 全世界共有125 个国家和地区的730 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其中包括中国的29 项。1989 年UNESCO 又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 建议各国把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也纳入保护范围。2002 年9 月UNESCO 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 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也在组织起草过程之中, 并准备提交UNESCO 第32 届大会审议通过。会议还呼吁各国加强立法, 建立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机制。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它管理的21 个国际条约中有6 个涉及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保护文学艺术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等。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方面也在加大努力。2003 年7 月, WIPO 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化政府间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五次会议, 对传统知识保护问题提出了切实的建议。2003 年9 月22 日到10 月1 日, WIPO 成员国大会第39 次系列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会议决定拓展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的任务。另外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9 条的表述也适用各国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的立法保护工作一直比较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新中国成立伊始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有关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规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近年针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作了一系列调研和国际国内专题研讨会, 并成立了法律起草小组。云南省于2000 年9 月率先实施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也于2003 年1 月实施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在立法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我国某些民族民间文化富集的地、州、市也制定了结合本地情况的更具体的地方性规章。如贵州省黔东南州即已出台《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办法》。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正积极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现已进入第六稿修改阶段。
另一方面我国在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 我国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首先是有些方面的情况还没有立法,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其次,有些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给执法者带来一定困难,省内的一些地方性法规这方面的不足较为突出,这是今后的立法工作中要加强之处。再者,立法人员的素质亟待加强。现行的法规, 只是把可移动的有形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部分不可移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包括进去,而无形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大部分不可移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没有包括进去。无形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基本处于空白, 无法可依。不可移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如自然人文景观、自然的历史的国家公园等法律保护机制还没有健全起来。必须通过查缺补漏, 把该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全部纳入。
( 二) 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存在重开发利用、轻规制保护的问题。往往是某处一经被划入文化遗产或定为国家或地方文物文化保护单位,随之而来的是周围的环境被商业开发, 旅游设施也随之建立, 而对它实实在在的保护却落不到实处。那些未被划为文化遗产和文物文化保护单位的, 仍处无人问津、风吹雨淋状态。在这里, 应该指出的问题是由于经济效益和由此引发的示范连动效应, 常会在旅游开发区或其周边地带引发一窝蜂式的无序性开发。和周边社区隔离开来的孤立的村寨示范景点, 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确实也有质疑的必要。发展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 也值得我们深思。在现行体制下, 很多时候往往是外来投资者和旅游公司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利益, 而和旅游目的地社区为旅游产业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有时, 也包括文化方面的代价) 相比, 他们的收益常常是不成比例的。除一些接近于体力劳动型的岗位, 当地民众一般是和旅游产业的很多重要职位,尤其是管理岗位无缘的。在不少情形下, 地方政府因发展旅游产业获得了很多财政方面的好处, 可当地各族普通少数民族民众, 特别是那些弱势人群, 却未必能够获得应有的收入。
（三）、现行知识产权法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权利保护存在明显不足。从法律制度上看, 我国目前对传统文化知识权利的保护, 可能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有《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文物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这些法律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权利保护都存在明显困难和不足。中国近20 年来建立的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是针对现代知识权利采取的保护措施,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很难受到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完整保护。
著作权法对受保护作品要求必须具有独创性, 权利主体特定, 保护期限有限。而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就权利主体而言找不到具体明确的作者, 其创作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缓慢过程的产物, 就其保护期限要求是永久的, 因此, 民族传统文化很难获取著作权法保护。如利川土家族民歌《龙船调》②被不少人演唱获取丰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却没有谁向利川土家族人民支付过报酬, 有时甚至连署名权也受到侵害。由于有的少数民族古籍以手抄本方式传世,一部作品在上百年的时间内处于不停的复制之中,而且皆是归私人所有,口头流传的作品更是如此,大致内容相同的作品经民间历代多人的传诵,已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些民族古籍的知识产权问题显然要比一般作品的知识产权复杂得多,用《著作权法》不完全套得上。现公布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一般署的是整理者的名字,但口头传诵、手工传抄的那些人的知识产权,是否也应该尊重? 如何妥善处理? 目前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什么版权纠纷,但已发现在引用这些少数民族古籍不注明出处的侵权行为,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日益加强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理应加强,以防患于未然。除了版权问题外,由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民族古籍被倒卖到国外的并不是个别现象。这种民族古籍流失,与这方面的法律不健全是有直接关系的。此外,对于收集到的少数民族古籍资料归属权,现在没有立法规定,绝大多数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似乎不够妥当,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
专利法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都要求有新颖性。判断新颖性主要是以在公开刊物发表为标准。而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一般不存在出版物上公开发表, 但在民族地区却基本上是公开的, 且专利保护的期限也不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保护。一些少数民族独特工艺品的生产工艺现在正被不少投机商人利用而大发其财, 现实中却无法利用专利法要求其支付合理使用费。一些少数民族通过千百年的劳作和生活习惯积累的土著知识保护了极为珍贵的生物多样性, 如西南少数民族保存了数以百计的旱稻品种, 但对少数民族保存下来的野生品种和农民种植的原生植物等尚未改良的植物物种资源却未纳入专利法保护范围, 作为可自由获取物品来处理。这些物种资源被合理利用后, 给社会带来巨大利益, 给有关利用人带来丰厚的经济和精神财富, 但土著知识的持有者却通常连署名权都得不到保证, 更别谈经济利益了。这些现象凸现了现行专利法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保护的无能。
商标法是保护注册商标的, 但不是所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都能满足注册要求, 且商标权的转让制度也不适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只在局部领域可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权利进行保护。如对民族特色传统工艺产品可利用商标法通过注册原产地名称、货源标记为证明商标,可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有未公知的专有技术。可利用著作权法保护及于表达的建筑、雕刻、绘画、舞蹈等民族传统文艺作品。涉及到可称为文物的物质文化可利用《文物保护法》加以保护, 但民族传统文化大量的是非物质文化。因此, 现有这种有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主体的权利要求。
三、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措施
通过立法完善本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采取的通用办法。日本1950 年制定了《文化财产保护法》; 美国1976 年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 埃及认为民间传统文化是群体的集体财富, 国家是文化的拥有者, 使用者应向国家缴纳使用费, 同时认为传统文化保护期不受限制。突尼斯除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外, 还制定了关于文化遗产及传统手工业保护的法律, 形成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③
如何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从根本上说是要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修正完善, 积极借鉴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民族民间文化法律保护的成功经验,我国在立法上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云南、贵州的立法只解决了行政保护, 没有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二是明确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代表人、传承人、收集整理人的法律地位。三是权利客体, 即哪些传统文化应纳入保护范围。四是权利保护的期限不受限制。五是权利内容: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必须注明出处, 必须缴纳使用费, 收取的使用费以基金的形式专项用于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六是地方政府保护职责、权限、方法。七是侵权行为与法律责任。完善的立法是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政府保护行为, 减轻政府保护负担, 推动民间保护发展的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 结合我国实际, 民族地区政府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上应通过积极的政府行为有所作为。我国宪法规定在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机关既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又是各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的自治机关。
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 自治机关必须保障本地方各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 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有自主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④。等多个方面的法定职权和职责。这就是说, 保护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不被破坏、知识权利不受侵犯, 繁荣、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地区政府不可推卸的法定职权和职责。因为民族地区政府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关有权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民族地区政府作为一个区域内各民族行使自治权的自治机关, 能充分代表并实现该区域内民族的公共利益。因此, 民族地区政府理所当然是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权利主体的法定代表和保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只有它才能担负起民族传统文化实际的保护职责。
民族地区政府应积极推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立法。民族地区政府虽没有立法自治权, 但它们在履行保护职责中有立法的提案权。根据我国现实中政府与人大的关系, 政府对立法的推动能很好地促使人大立法。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权利迄今缺乏系统保护, 根本原因在于立法的缺失。我国是一个有55 个少数民族的大国, 各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 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价值绝不仅及于中国, 对世界都有深刻影响。加强立法, 能充分有效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云南省2000 年9 月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贵州省2002 年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从这两个地方性法规实施看, 都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因为它们都从根本上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社会价值, 规定了保护的原则、范围、方法、措施和责任。目前我国还有广西、宁厦、内蒙、新疆、西藏、青海、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较多的区省尚无据可循。
立法, 是当今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 因此, 作为族地区政府积极推动地方立法和出台全国性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保护立法迫在眉睫。
注释：
① CarlosM Correa. 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 专利法研究. 2003; 447~469.
② 《龙船调》原是湖北利川城乡在逢年过节、社火灯会期间演唱的花灯调, 名叫“种瓜调”, 1956 年经初步整理定名“龙船调”, 1957 年在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大会上, 利川农民民歌手王国盛、张顺堂演唱了《龙船调》, 之后传遍全国, 传遍世界, 20 世纪90 年代入选世界25 首优秀民歌之列。
③ 王晔1 没有保护, 民间文化就会没落[J ]1 文化月刊,2004, (3)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 章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参考书目：
[1] 杨福泉. 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J ] . 思想战线,1998 (5) .
[2] 李子贤.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教育刍议———以怒江峡谷诸民族为例[J ] . 思想战线,1998 (4) .
[3] 王天玺. 建立民族文化大省,政府树立文明进步形象[J ] . 云南社会科学,1999 (2) .
[4 ] 李明霞.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期盼法律保护[N] . 法制日报, 2002 - 5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