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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刑事案件中证人不愿作证的因素
广西警专侦查系委培刑侦 钟钰发

【内容提要】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侦破中，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取证的角度上看，证人不愿作证，不利于查明事实，或给查明事实带来很大障碍，特别是有些刑事案件，正是由于证人“失声”，导致司法机关缺乏证据无法定案，从而使犯罪嫌疑人侥幸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证人不愿作证，不仅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而且会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特别在民主和法制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证人不愿作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不谐之音。其主要原因有法律规定不完善，某些组织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统一，证人作证缺乏有力的安全、经济保障以及社会历史原因，致使刑事案件证人作证的极少。作者认为，要解决证人作证问题一要通过法律来确定证人作证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定一个道德的标尺。二要对证人的安全保障、经济求偿权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三要要明确规定证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作证的法律责任，赋予司法机关制裁权力。

关键词：证人作证；现状分析；法律对策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要对付的犯罪分子往往都是极度阴险狡诈或者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可以说要掌握他们的犯罪证据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勇于站出来配合我们公安机关一同打击犯罪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件不合法或不道德的事情是谁干的，当他们在面对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有关受害者的询问时，知情人总是不愿出面作证。对此，有关法学专家和社会学专家指出，证人不愿作证，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见义勇为精神在一些人心中的缺失，同时也凸显了加强证人保护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掌握犯罪分子的作案证据并勇于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案例】东楚网黄石新闻网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2008年7月12日１２时许，一女子在黄石市中心某大型百货商场拎包偷窃时被抓“现行”。但被偷者因怕报复，不敢到派出所作证。现场一市民也认出该女子曾拎走她的包，却不敢当面指证犯罪嫌疑人。该商场营业员王女士说，昨日中午１２时，她与同事吃饭聊天时，听到有人叫她名字，说她的包被人拎走了。回头一看，一女子正背着她的黄色挎包，大摇大摆地走出了１０米远。她马上大叫“抓小偷”。保安闻讯赶来抓住了该女子。 营业员吴女士介绍，当时她看到一名脸上涂抹浓厚脂粉的女子，先站在柜台前四处张望，又拿出化妆镜涂抹了半天。看到一专柜营业员离柜后，该女子迅速拎起一个皮包，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她愣了一下，随后喊人。保安报警后，胜阳港派出所民警带走了该女子。出乎意料的是，营业员王某拒绝指证该女子拎走了她的包。她担心地对记者说，自己在商场上班，害怕这名女子找来报复。在一旁围观的钱女士也表示，今年２月份，该女子曾与一名黑瘦男子到她的专卖店行窃。当时黑瘦男子不停地向营业员咨询，但又始终没买任何东西。两人走后，营业员发现员工仓库失窃。查看录像发现，这名男子转移营业员注意力，而该女子进入员工仓库，趁机拎走员工的手机和提包。随后，钱女士由记者陪着到胜阳港派出所报案，但她不敢与拎包女子当面对质，只远远地看了一下这名女子，最后无声地离开。钱女士称，她也害怕对方到她的店进行报复。　胜阳港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没有证人作证，无法对这名女子进行惩罚。他呼吁，市民要勇敢指证犯罪嫌疑人，这样才能有效惩治罪犯。
一、刑事案件中证人作证的意义
在刑事案件中证人作证，是现代刑事案件侦破的基本要求。证人的证言往往会成为破案的关键因素，能有效的揭开犯罪分子试图蒙蔽的犯罪事实。只有证人勇于配合，我国的刑事案件侦破才能沿着健康光明的道路前进，才能对刑事案件侦破起到促进的作用，才能有效的抑制刑事案件的发生，更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只有证人作证，才能使案件的证据得到很好的串连，才能真正使案件的重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证人的指证能使事实和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其次，证人的指证能有效地为警方作出正确判决提供更加可靠的根据。警方只有在对事实的掌握有充分自信的基础上，才能独立地对案件进行果断的判断。证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勇于作证，能有效的抑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大大节约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
二、刑事案件证人不愿意作证的因素
证人不愿作证，既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其主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传统历史文化、当今的立法、执法及证人本身的素质等四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有许多精华的东西，但也有少数糟粕，有的人不讲原则，不加分析地一味推崇“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观念，当他明明知道某件不正当的事情，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情是某某人干的或当时他就在现场，当有关部门向他调查取证时，他却怕得罪人，闭口不谈，甚至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其次，我国目前的立法多强调证人的义务，而忽视了证人的权力，证人的义务和权利不对等，对保护证人的合法权利等方面不够充分，导致有的证人不愿作证；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健全，比如，无论是涉及刑事或民事案件，证人作证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作证意味着担风险，惹麻烦，况且，法律上至今仍没有明确规定对证人采取救济或补偿措施，无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执法过程中，个别办案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和作风不踏实，令证人反感，使得不愿作证；此外，目击者不愿作证现象，对许多人来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人们往往会回避矛盾。由于有的证人本身缺乏正义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有的即使有一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想作证，但其心理素质不好，担心作证后遭到各种非议甚至受到打击报复等等，这也与一些地方对黑恶势力打击不力有关。
（一）从证人本身角度出发，分析其不愿作证的心理因素：
1、明哲保身心理
产生这种心理的证人一般抱着比较消极的处世态度，法制观念淡薄，不知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表现突出。
2、惧怕心理
安全是人的心理需要层次之一。没有危险，能保障生命及财产不受侵害，这也是证人作证的一种普遍心理现象。目前情况下，社会形式犯罪活动较为猖獗，犯罪分子为非作歹，气焰嚣张。有的案件中，证人对犯罪行为事实作证后，犯罪嫌疑人及其余党、同伙对证人进行疯狂地打击报复，有得的甚至祸及证人全家。而公安司法机关有时对证人又不能实行很好地保护，致使有些证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不法侵害，甚至有的证人打击报复后，也不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这样，那些曾经因作证而受到打击的人就心灰意冷，下次不敢再作证，也会使了解这种情况的其他群主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并引以为戒，在别的案件中也不愿作证。灵位证人在作证前收到威胁、恐吓等也就不敢出面作证，这种怕受报复而不作证的心理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3、抵触心理
这一点是指侦查人员讯问证人时，如果工作方式运用不当会是证人产生对立情绪而不作证。在实际工作中，对证人试试不正确的讯问方式，甚至不尊重证人的人格，如对证人言语粗暴、态度蛮横，甚至以暴力相威胁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证人产生抵触、对立情绪而拒不作证。
4、得失心理
证人作证耗费时间、精力，作证的来回交通费、食宿费需自己承担。这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沉重，但对于收入比较低生活困难、或收入很高时间十分宝贵的人来说，如下岗职工和私营企业家，都是值得衡量的选择，况且这是一个无端的支出。支出了没有回报，而且有可能是负回报；不支出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在此情况下，证人不作证也就不足为怪。
5、抵触心理
在很多群众心目中与警察打交道是件挺不光彩的事，甚至大人教小孩都会说：“你不听话就叫警察叔叔来抓你！”所以有这样的心理也不足为怪，再加上很多公安干警的服务态度也有待加强，这样就跟疏远了跟群众的距离，在办案的时候要证人为自己提供帮助也就难上加难了。
三、解决刑事案件证人不愿意作证的对策
证人不愿作证，反映了见义勇为精神在一些人心目中的缺失，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全和完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之音。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进一步树立起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作证？
证人不愿作证，我们不能片面指责，而要客观对待，尽管目前我国对证人保护的法律法规虽有一定框架，但仍有一些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应建立一套保护证人的程序和相关的法律依据，例如对哪类的证人应采取哪种保护措施？如有证人因作证而遭受人身侵害和财产损失时，又有哪些有效而又合理的补偿机制？我国目前还没立专门保护证人权益的相关措施，另外，证人出庭作证所耽误的时间由谁来给予补偿等应完善。有的地方在执法上，仍存在不严和打击不力等现象，要坚决贯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当前一些地方对黑恶势力打击不力，导致黑恶势力活动猖獗，严重侵害一方群众的利益，令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也严重地妨碍了出庭作证这一制度的实施。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依赖观念的支撑，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淡薄，公民视与公安机关合作破案作证为耻，那么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付出的大量保障证人作证的工作往往会徒劳无功，也使法律上的制裁条款失去效用。因此彻底改变证人不愿作证的现状，必须标本兼治。其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以消除证人不愿意指证的消极心理，强化证人正确的作证观念，让公民愿意作证、敢于作证。同时，倡导依法作证的道德风范，鼓励公民积极主动作证，坚持维护证人的权利。其二、要求全社会形成一种保护证人、支持证人作证的良好氛围，建立严密的证人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保障证人作证，不仅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社会各界也有支持证人作证的义务。
通过法律的规定，再次明确证人配合公安机关指证嫌疑人的权利与义务，并把它上升到法律责任的高度，对于不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证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给予拘留或罚款等方式的惩罚。对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案的证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奖金或者精神上的奖励，以此来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同时还应在规范警察的文明执法，开展警民交流活动，拉近警民的关系。
此外，在采取措施对证人作证进行司法保护的同时，应建立一定补偿机制，在弘扬社会正义和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也应有建立有效地证人保护制度和激励性的证人证言采信制度，证人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才愿意作证、敢于作证，也才能在全社会造就起让正义行为发扬光大的道德风尚。
【结语】研究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特征，必须首先掌握证人的自身特点，特殊经历。在实际工作中，被讯问的证人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侦查讯问人员要切实了解证人的心理状态，掌握证人的心理特点，利用心理学这把钥匙，打开证人的心理之窗，充分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让证人为我们提供情况。另外，应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证人作证过程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接触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总之，我们要根据证人各自的心理特点，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让证人提供其所运载的一切犯罪行为信息，以便更好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



参考文献：

【1】奚居仁，《证人不愿作证的心理分析》，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5，5（1）
【2】郝占川，《案件证人拒证心理障碍探析》，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3）
【3】吴中林，《证人心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容提要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过多限制，使律师职责不能得到全面和切实的体现，本文从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刑辩地位不对等几个方面论述律师在刑事诉讼职责的尴尬境地，并提出一定的解决对策。
关键字：律师职责 刑事诉讼 会见难 调查取证难 刑事辩护

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主要有法律帮助，调查权的行使，辩护权的行使，另外还有律师在刑诉过程中地位的确定，笔者主要从法律帮助介入与会见，调查权的行使，辩护权的行使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以待商榷。
在法律帮助阶段，律师介入，会见权难以保证。
1、律师会见难成因及特点：
依据《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依此规定，律师的刑事侦查过程的介入时间比修改前大大提前了，但在实际过程中，律师的会见难却一直存在着。1999年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廖建华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遭到娄底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拒绝，后来，廖建华律师以行政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确认了其会见权。会见难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此后相继在全国发生，明确的法律规定得不到遵守。在实践中，律师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后，侦查机关会以“领导不在不能批示”，“案件在侦查中律师不宜会见”，“要求律师填报会见申请表等候批示”等理由进行搪塞，让律师会见困难。笔者在去年办理的一起毒品运输案件中，从交律师会见申请表到安排律师会见相隔两个月。这些就引发了我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律师会见难，是我国立法的不足？在六部委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同时又规定复杂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到场。综观上述规定，侦查机关多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案件重大复杂，不能抽出人员到场等理由拒绝或拖延律师会见时间，而实际上，侦查机关正是利用六部委规定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而让律师会见难。律师会见难总结如下应有三方面问题：
介入时间晚。
《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到见到律师之日起码是两天以后了，而实际根本达不到这个规定。在现实工作中，都是侦查机关告诉犯罪嫌疑人家属，家属再委托律师，律师再提出会见，真正会见最迟都是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数十日。
会见的批准制度、限制会见。
依法律规定，律师提出会见后，一般案件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而实际部分侦查机关根本不理会律师的会见要求，更以领导不在，办案人员不在，案情复杂相推诿。有的批准会见了，又以无人员到场为理由让律师不能会见。刑诉法中的侦查机关可派员参与会见，无疑是律师会见难的重大阻碍。
（3）会见过程中律师权利限制太多。在法律帮助过程中，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了解罪名，实际上意义不大，在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通知书中已能了解，但实际上在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时，往往会受到侦查机关派员的阻挠，认为律师这样问会防碍侦查。
2、律师“会见难”的对策。
（1）立法的明确化，一致化。
刑诉法已经规定了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刑事案件，立法上就应该将律师的介入时间确定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不在后面规定一些空隙：如批准制度，派员制度等等。只有一个肯定明确的时间，才能让侦查机关无推诿搪塞的理由。
（2）刑事诉讼律师专业化制度。办理刑事诉讼律师应当是有较高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的律师，在律师协会和司法部门协调下建立起刑事诉讼律师专业化制度，建起律师进入刑事诉讼准入制度，要求从事刑事诉讼律师有一定的从业年限，办案经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情况，经律师协会考核，颁发资格，才能参与刑事诉讼。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权的不足及对策。
1、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调查权现状。
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证据是贯穿该过程的重要内容。在刑诉过程中律师对控方证据的质证和自行调查取证权是刑诉过程中律师的两个重点，而新《刑诉法》，《律师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过多限制，导致律师调查权的削弱或丧失。律师调查权的不足，也直接导致律师在刑诉过程中的作用削弱，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司法界对此争议比较大。
2、律师调查权的主要表现。
（1）法律赋予律师调查权的不足
《律师法》及《刑诉法》都规定，律师在取证过程中，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法律对此的规定不是赋予律师取证权，实际上是限制律师调查取证。依此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几乎不能开展，律师的调查权成为了一种不完整权利，限制了律师业务的发展。
律师调查权在诉讼过程中有不对等现象，处于被动劣势。
律师调查所取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被重视，并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刑诉法》在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又规定：“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该条的规定，无形之中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制得十分严格。而实际中，法律对律师证据的采信是非常少的。笔者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中，该案中涉及到未成年人年龄在搬迁户籍时人为改大，而该未成年人犯罪时依照其户籍年龄已到16岁，，而实际年龄未到16岁，依照法律规定16岁以下该罪不到刑事责任年龄，笔者当时千辛万苦去该未成人迁户前的农村村组中调查到该事实的真相，并将该证明交与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根本不予采信。在我国的部分司法人员中，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专给罪犯说话的人，与司法机关作对，从而也对律师的证据不信任，不采纳。
法律赋予公、检、法三部门对调查取证的绝对权利，又建立起了控、辩、审的司法体制，但由于赋予律师调查权太少，从而让辩护权得不到体现。律师调查权的不足，也导致在刑诉过程中律师取证难，证据采信度小，取证风险太大，从而在刑诉过程中律师职责难以体现。
3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对策。
(1)从立法上保障律师充分的、完整的调查权。尽快修改《律师法》、《刑诉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权。立法依据的确立，是律师在刑诉中是最强有力的权利依据，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律师在刑诉过程中，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取调查取证。
（2）独立律师调查取证权。在刑诉法中，规定了律师取证时，须经单位或个人同意，有的要经侦查机关或法院、检察院同意许可，有的须经向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取证，这种带有明显依附关系的规定，无疑限制了律师调查权，只有从立法上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独立出来，才能彻底保证律师调查权的实现。
律师辩护中的存在问题及对策。
律师辩护工作现状。
在新刑诉法之前，我国律师界的名律师都来自于刑辩。云南震序所的马军、北京的田文昌、吉林的王海云、郑州的李奎生等都是刑辩界的高手，曾经有无数的无罪辩护而蜚声律坛，而新刑诉法实施后，以刑辩闻名的律师销声匿迹了，而且王海云在法庭中被殴打，李奎生因刑辩而入狱，无疑给刑辩律师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刑辩律师纷纷改行，刑辩业务大幅度下降，刑辩走入了冬天。
2、律师在刑辩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律师辩护权依附性太强，不独立。
控、辩、审三权的分别独立，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基石，也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在刑辩过程中，律师最大的特点是被动、消极，所寻求的所有权力归结为一条就是请求，请求调查，请求裁判等。对律师而言，在刑辩过程中自己没有权力能够有一个终局性结论，不能独立的改变案情定性。这种请求的结果，无非是通过审判权得以实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也使律师在辩护过程受制于人。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运用也使刑辩律师被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出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隐匿，往往使律师在刑辩过程中受制于控方，完全被控方牵着走。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控方抛出一些让刑辩律师和审判机关从未听说的证据，而使律师陷入刑辩的被动。
法律对刑辩律师的限制。
在前面论述中，已经阐述了律师调查权限制的法律追究制度，而实际上《刑法》306条规定的伪证罪无疑是刑辩律师的原罪，同时律师法对刑辩的伪证行为规定了律师最重的行政处罚。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湖南岳阳律师刘正清、广西律师周建彬等律师相继涉嫌伪证罪而被捕，这些律师执业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作后盾，他们有权力掌控证人，迫使证人改变对自己一方不利的证言；其次是律师本身权利极少，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的原罪，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较为简便，律师没有法律的保障，更无强大的“娘家”。
3、律师刑辩保障的对策。
（1）立法上废除刑法306条款及刑诉法中调查取证权的修改。刑法306条款在近几年律师界要求废除的声音俞来俞大。对于同是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是唯一悬此大棒在头的职业。而能拿起大棒者，往往是控方，与辩方针锋相对的“冤家”。该条的废除，也能让律师在刑辩中真正实现自己辩护的职责。
（2）律师在刑诉过程中豁免权的确定，也是近两年司法界的焦点。律师刑辩豁免权指律师在刑辩过程中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律师的辩护过程，如果处处小心翼翼地去保护自身权利了，那是不可能真正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刑辩豁免权在其他国家已形成一种制度，我国对此权利的确立，可以更贴切保障律师刑辩工作的实现。
司法体制改革，确定控、辩、审的独立。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须确定控、辩、审三者的独立，而其中又要特别强调辩方的独立。法理上辩护律师是一个独立的地位，但实践中因过多的依附让律师辩护权得不到真正意义的独立，因此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调查权的实现，辩护律师的豁免等的建立，让刑辩律师真正独立，让其辩护权充分得以体现。
律师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亦是实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的重要因素。当前，全国范围内律师队伍的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开展，通过教育整顿，建立起“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一支律师队伍，也是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职责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业务探讨》李东升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陈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