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监督的决议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4:04:44 浏览:860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梅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监督的决议
梅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监督的决议
(2004年7月23日梅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梅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制定<梅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监督规定>情况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梅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监督规定》是贯彻实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的重要措施，是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的需要，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市人民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不懈努力。为此，特作如下决议：
一、继续深入宣传学习宪法、法律，强化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实施为契机，采取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社会氛围。
二、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确保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继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
三、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市人民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要坚持和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要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这个目标，制定科学规划，落实具体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把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四、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本级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督，通过听取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视察活动、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等，督促本决议的贯彻执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
——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
秦前红* 陈道英**
目 录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１）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２）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３）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淫秽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 v. 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案18、1978年的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 v. 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赌博、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发布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 v. 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 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淫秽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 v. 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 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 v. 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 “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 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 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 web sites or 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 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 v. Miller、Multnomah County Library v. U.S.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v. U.S.A.、Ashcroft v. 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 v. ACLU到Ashcroft v. 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 v. 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章程
（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2005年12月28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立中国科学院制度基础，科学办院，民主办院，依法办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中国科学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其他法律法规，合法地开展活动。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由学部和院属机构组成，是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的宗旨是：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成为具有“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人才”的国家科研机构。
第五条 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
第六条 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是：
（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重点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发挥在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引领与示范带动作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技术源泉，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二）坚持以科研为中心，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紧密结合科研工作，培养高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三）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对重大科技问题发表学术见解与评议。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技知识，注重科学伦理，繁荣科学文化。
（四）广泛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对全国科学家开放的国家研究基地。
（五）履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职责，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中国科学院追求科学真理，尊重学术自由；鼓励竞争合作，提倡自主创新；坚持严谨治学，信守科学道德；崇尚爱国奉献，坚持创新为民。
第二章 领导体制
第八条 中国科学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由国务院任免。中国科学院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中国科学院任免。
第九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中国科学院法定代表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以下简称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领导全院工作，并对国务院负责。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并对院长负责。
中国科学院院长根据工作需要，授权其他院领导分管（协管）有关工作，或组织专门领导小组（委员会）管理有关工作。
第十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务会议、院士大会、学部主席团会议和院长办公会议制度。
第十一条 院务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其他院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领导和院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组成。院务会议由院长召集和主持，院长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时，由院长指定的副院长或者其他院领导召集和主持，实行充分讨论基础上的院长决策制。院务会议一般每年夏季和冬季各召开一次，经院长提议或三分之二以上院务会议成员联合提议，得召开临时院务会议。其职责包括：
（一）研究分析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态势。
（二）讨论决定中国科学院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计划、重大改革发展举措等事项。
（三）确定中国科学院阶段工作重点。
（四）解释中国科学院章程，审议中国科学院章程修正案。
（五）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重要管理规章。
（六）审议应当由院务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院士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其职能包括：
（一）审议常设领导机构的工作报告。
（二）选举产生常设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三）修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四）决定科学部的设置或调整。
（五）选举外籍院士。
（六）开展学术活动。
（七）提出重大建议。
第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是院士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机构，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学部工作的副院长、各科学部主任、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和经院士大会选举产生的若干成员组成。主席团设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每年召开两次，其职能包括：
（一）决定召开并主持院士大会。
（二）审议并决定提交院士大会的各项议案。
（三）聘请主席团顾问。
（四）批准各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五）聘任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六）决定各科学部增选院士名额。
（七）审议各科学部增选院士的选举结果。
（八）确定外籍院士正式候选人。
（九）审查和批准撤销院士称号的决定。
（十）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
（十一）院士大会授予的其他职能。
第十四条 院长办公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其他院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组成，院部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由院长召集和主持，院长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时，由院长指定的副院长或者其他院领导召集和主持。院长办公会议实行院长决策制，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经院务会议决定或院长提议，可临时召开院长办公会议。其职责包括：
（一）部署重大发展和改革举措。
（二）审议决定机构设置与调整、科技项目立项与管理、资源配置和评价奖励等重要事项。
（三）确定对外合作的原则与战略，讨论决定重大对外合作事项。
（四）审议通过年度预算方案和财务决算草案。
（五）审议通过院重要文件。
（六）审议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章 中国科学院学部
第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由全体中国科学院院士组成。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由各科学部选举，经学部主席团审议批准产生。
第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义务与权利：
（一）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努力创新，作出成绩。
（二）提倡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精神，发扬优良学风，普及科学知识，起表率作用。
（三）积极培养人才，推动科学技术队伍建设。
（四）对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建议。
（五）参加院士会议，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
（六）积极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七）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有推荐权。
（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十七条 年满八十周岁的院士为资深院士，享有第十六条中第一至第六项的义务和权利，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第十八条 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外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外籍院士可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提出建议，可应邀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学术活动。外籍院士不享有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权，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籍院士在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后，可直接转为院士或资深院士。
第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按学科领域分设若干科学部。院士按其所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分别参加一个科学部。各科学部分别选举若干院士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本科学部的工作。常务委员会推选科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各科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由主席团批准任职。
第二十条 科学部的主要职能是：
（一）接受国家委托或根据院士建议，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推动科学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二）接受委托，组织院士对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计划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三）组织院士选举。
（四）开展学术活动，同国内外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五）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各项职能、任务的完成情况。
第二十一条 主席团执行委员会执行院士大会和主席团的决议，领导学部工作。执行委员会由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管学部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各科学部主任和专门委员会主任组成。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负责学部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主席团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各科学部常委会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由专门委员会选举产生，由主席团批准任职。
第二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负责学部与院士工作的职能部门，该部门也是主席团的办事机构，承办主席团及其执行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和科学部常务委员会交办的具体工作。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事业法人的研究与发展机构、教育机构、支撑机构及其他机构。设立院部机关，在院长领导下履行全院组织管理职能。
第二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的事业法人研究与发展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所）为国家科研机构，具有科技创新自主权与管理自主权，是面向全国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其主要职责是：
（一）进行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断提高我国在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二）结合高水平科技活动，培养并向社会输送高级科技人才。
（三）积极争取并高质量完成国家、地方和企业委托的各类科技项目，加强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四）履行事业法人相应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研究所所长是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由中国科学院任免，对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研究所所长任期一般为4年，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2个任期。其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院发展战略和总体部署，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决定本所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教育与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执行院管理制度，建立体现“职责明确、开放有序、评价科学、管理规范”原则的研究所法人治理结构，实施有效管理。
（三）履行法定代表人相应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领导和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成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研究型大学。建立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核心、以研究所为基础、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体、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的教育体系。
第二十八条 院部机关设立若干部门，实行部门首长负责制。部门首长由中国科学院任免，对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任期一般为4年，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2个任期。院部机关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研究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制定全院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实施跨所的重大综合性科技创新项目。
（三）管理院属机构领导干部。
（四）研究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五）对院属机构进行评价考核、资源调配和政策引导。
（六）对中国科学院占用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对全院财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规划和组织开展重大国际和国内合作与交流。
（八）履行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应承担的日常管理职能。
第二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根据需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在院属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分院。分院是院部机关的派出机构，为事业法人。其主要职能是，协助院进行所在地区研究所领导班子建设，在授权范围内代表中国科学院与地方开展合作，为所在地区研究所提供服务，承办院交办的有关事务。
第三十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其统一管理院所两级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负责对院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有关经营性国有资产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第五章 科技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开展战略研究，不断凝练科技创新目标，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与各项事业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科技创新和布局调整计划。
第三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和组织科技创新项目，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部署前瞻性的重要科学技术方向，支持科学技术领域前沿探索。
第三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进行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与社会生产要素相结合，促进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质量优先、分类评价、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的科技评价原则，对研究所定期进行综合质量评估，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效益、机构、人员、政策执行等进行评估。
第三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对做出重大科技创新成就的科技团队和个人实行奖励，并积极推荐国家科技奖和其他奖项。
第三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国际学术组织和企业形式多样的合作与交流。
第三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积极与国内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开展广泛合作，通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承担科研项目、联合培养人才、共建研发机构、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第六章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第三十八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德才兼备原则，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不断向社会输送高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第三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岗位聘任、项目聘用与流动人员相结合的用人制度，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科技人才并择优录用，实行合同管理。
第四十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实行科学规范、绩效优先、公平公正、适应我院发展要求、与我国分配水平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第四十一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鼓励科技人员带着成果与社会生产要素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荐科技和管理人员到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任职；建立健全博士后、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的管理制度。
第七章 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财政制度，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有利于吸引和激励创新人才、有利于改善创新基础设施和环境、有利于集成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资源配置、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第四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按创新发展需求、创新绩效和不同性质科技创新规律配置资源。从预算、执行和决算三个环节，实现全院各类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
第四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实行以国家财政拨款为基础、有效集成外部资源的收入预算制度，院所两级全部收入均应纳入预算控制范围。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拨款、承担国家和地方及企业各类科研项目经费、知识技术转移与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国际合作项目经费、社会捐赠以及其他经费。实行合法、透明、规范、科学且具有强约束力的支出预算制度。
第四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所两级财务管理，使各项经济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科技创新及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法定代表人对本机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对占用的国有资产，按照资产属性，实行分类管理。对占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院所两级分级监管，保证非经营性资产的安全完整。对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事企分开，产权监管，分级营运，实现保值增值。
第四十八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和税务稽查。中国科学院对院属机构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管理状况、资金使用效益、经济运行效率和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等方面实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中文简称为中科院，英文名称为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缩写CAS。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中国科学院印章为圆形，中心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外周标“中国科学院”名称，自左向右环行，由国务院制发。中国科学院院徽为圆形，由中国科学院中英文名称、物质结构和齿轮图案组成。
第五十条 本章程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按程序及时修改。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各项规定和管理制度与本章程相抵触的，以本章程为准，并根据本章程修订。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经院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报国务院备案。本章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院务会议。
——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
秦前红* 陈道英**
目 录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１）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２）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３）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淫秽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 v. 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案18、1978年的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 v. 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赌博、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发布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 v. 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 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淫秽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 v. 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 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 v. 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 “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 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 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 web sites or 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 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 v. Miller、Multnomah County Library v. U.S.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v. U.S.A.、Ashcroft v. 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 v. ACLU到Ashcroft v. 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 v. 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中国科学院章程
中国科学院章程
（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2005年12月28日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立中国科学院制度基础，科学办院，民主办院，依法办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中国科学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其他法律法规，合法地开展活动。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由学部和院属机构组成，是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的宗旨是：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成为具有“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人才”的国家科研机构。
第五条 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
第六条 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是：
（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重点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发挥在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引领与示范带动作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技术源泉，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二）坚持以科研为中心，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紧密结合科研工作，培养高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三）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对重大科技问题发表学术见解与评议。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技知识，注重科学伦理，繁荣科学文化。
（四）广泛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对全国科学家开放的国家研究基地。
（五）履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职责，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中国科学院追求科学真理，尊重学术自由；鼓励竞争合作，提倡自主创新；坚持严谨治学，信守科学道德；崇尚爱国奉献，坚持创新为民。
第二章 领导体制
第八条 中国科学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由国务院任免。中国科学院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中国科学院任免。
第九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中国科学院法定代表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以下简称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领导全院工作，并对国务院负责。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并对院长负责。
中国科学院院长根据工作需要，授权其他院领导分管（协管）有关工作，或组织专门领导小组（委员会）管理有关工作。
第十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务会议、院士大会、学部主席团会议和院长办公会议制度。
第十一条 院务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其他院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领导和院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组成。院务会议由院长召集和主持，院长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时，由院长指定的副院长或者其他院领导召集和主持，实行充分讨论基础上的院长决策制。院务会议一般每年夏季和冬季各召开一次，经院长提议或三分之二以上院务会议成员联合提议，得召开临时院务会议。其职责包括：
（一）研究分析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态势。
（二）讨论决定中国科学院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计划、重大改革发展举措等事项。
（三）确定中国科学院阶段工作重点。
（四）解释中国科学院章程，审议中国科学院章程修正案。
（五）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重要管理规章。
（六）审议应当由院务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院士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其职能包括：
（一）审议常设领导机构的工作报告。
（二）选举产生常设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三）修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四）决定科学部的设置或调整。
（五）选举外籍院士。
（六）开展学术活动。
（七）提出重大建议。
第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是院士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机构，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学部工作的副院长、各科学部主任、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和经院士大会选举产生的若干成员组成。主席团设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每年召开两次，其职能包括：
（一）决定召开并主持院士大会。
（二）审议并决定提交院士大会的各项议案。
（三）聘请主席团顾问。
（四）批准各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五）聘任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六）决定各科学部增选院士名额。
（七）审议各科学部增选院士的选举结果。
（八）确定外籍院士正式候选人。
（九）审查和批准撤销院士称号的决定。
（十）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
（十一）院士大会授予的其他职能。
第十四条 院长办公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其他院领导、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组成，院部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由院长召集和主持，院长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时，由院长指定的副院长或者其他院领导召集和主持。院长办公会议实行院长决策制，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经院务会议决定或院长提议，可临时召开院长办公会议。其职责包括：
（一）部署重大发展和改革举措。
（二）审议决定机构设置与调整、科技项目立项与管理、资源配置和评价奖励等重要事项。
（三）确定对外合作的原则与战略，讨论决定重大对外合作事项。
（四）审议通过年度预算方案和财务决算草案。
（五）审议通过院重要文件。
（六）审议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章 中国科学院学部
第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由全体中国科学院院士组成。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由各科学部选举，经学部主席团审议批准产生。
第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义务与权利：
（一）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努力创新，作出成绩。
（二）提倡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精神，发扬优良学风，普及科学知识，起表率作用。
（三）积极培养人才，推动科学技术队伍建设。
（四）对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建议。
（五）参加院士会议，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
（六）积极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七）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有推荐权。
（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十七条 年满八十周岁的院士为资深院士，享有第十六条中第一至第六项的义务和权利，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第十八条 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外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外籍院士可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提出建议，可应邀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学术活动。外籍院士不享有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权，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籍院士在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后，可直接转为院士或资深院士。
第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学部按学科领域分设若干科学部。院士按其所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分别参加一个科学部。各科学部分别选举若干院士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本科学部的工作。常务委员会推选科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各科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由主席团批准任职。
第二十条 科学部的主要职能是：
（一）接受国家委托或根据院士建议，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推动科学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二）接受委托，组织院士对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计划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三）组织院士选举。
（四）开展学术活动，同国内外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五）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各项职能、任务的完成情况。
第二十一条 主席团执行委员会执行院士大会和主席团的决议，领导学部工作。执行委员会由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管学部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各科学部主任和专门委员会主任组成。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负责学部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主席团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各科学部常委会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由专门委员会选举产生，由主席团批准任职。
第二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负责学部与院士工作的职能部门，该部门也是主席团的办事机构，承办主席团及其执行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和科学部常务委员会交办的具体工作。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事业法人的研究与发展机构、教育机构、支撑机构及其他机构。设立院部机关，在院长领导下履行全院组织管理职能。
第二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的事业法人研究与发展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所）为国家科研机构，具有科技创新自主权与管理自主权，是面向全国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其主要职责是：
（一）进行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断提高我国在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二）结合高水平科技活动，培养并向社会输送高级科技人才。
（三）积极争取并高质量完成国家、地方和企业委托的各类科技项目，加强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四）履行事业法人相应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研究所所长是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由中国科学院任免，对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研究所所长任期一般为4年，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2个任期。其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院发展战略和总体部署，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决定本所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教育与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执行院管理制度，建立体现“职责明确、开放有序、评价科学、管理规范”原则的研究所法人治理结构，实施有效管理。
（三）履行法定代表人相应的职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领导和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成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研究型大学。建立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核心、以研究所为基础、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体、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的教育体系。
第二十八条 院部机关设立若干部门，实行部门首长负责制。部门首长由中国科学院任免，对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任期一般为4年，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2个任期。院部机关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研究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制定全院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实施跨所的重大综合性科技创新项目。
（三）管理院属机构领导干部。
（四）研究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五）对院属机构进行评价考核、资源调配和政策引导。
（六）对中国科学院占用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对全院财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规划和组织开展重大国际和国内合作与交流。
（八）履行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应承担的日常管理职能。
第二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根据需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在院属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分院。分院是院部机关的派出机构，为事业法人。其主要职能是，协助院进行所在地区研究所领导班子建设，在授权范围内代表中国科学院与地方开展合作，为所在地区研究所提供服务，承办院交办的有关事务。
第三十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其统一管理院所两级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负责对院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有关经营性国有资产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
第五章 科技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开展战略研究，不断凝练科技创新目标，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与各项事业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科技创新和布局调整计划。
第三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设立和组织科技创新项目，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部署前瞻性的重要科学技术方向，支持科学技术领域前沿探索。
第三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进行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与社会生产要素相结合，促进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质量优先、分类评价、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的科技评价原则，对研究所定期进行综合质量评估，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效益、机构、人员、政策执行等进行评估。
第三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对做出重大科技创新成就的科技团队和个人实行奖励，并积极推荐国家科技奖和其他奖项。
第三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国际学术组织和企业形式多样的合作与交流。
第三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积极与国内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开展广泛合作，通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承担科研项目、联合培养人才、共建研发机构、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第六章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第三十八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德才兼备原则，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不断向社会输送高级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第三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岗位聘任、项目聘用与流动人员相结合的用人制度，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科技人才并择优录用，实行合同管理。
第四十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实行科学规范、绩效优先、公平公正、适应我院发展要求、与我国分配水平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第四十一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鼓励科技人员带着成果与社会生产要素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荐科技和管理人员到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任职；建立健全博士后、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的管理制度。
第七章 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财政制度，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有利于吸引和激励创新人才、有利于改善创新基础设施和环境、有利于集成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资源配置、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第四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坚持按创新发展需求、创新绩效和不同性质科技创新规律配置资源。从预算、执行和决算三个环节，实现全院各类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
第四十五条 中国科学院依据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实行以国家财政拨款为基础、有效集成外部资源的收入预算制度，院所两级全部收入均应纳入预算控制范围。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拨款、承担国家和地方及企业各类科研项目经费、知识技术转移与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国际合作项目经费、社会捐赠以及其他经费。实行合法、透明、规范、科学且具有强约束力的支出预算制度。
第四十六条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所两级财务管理，使各项经济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科技创新及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法定代表人对本机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四十七条 中国科学院对占用的国有资产，按照资产属性，实行分类管理。对占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院所两级分级监管，保证非经营性资产的安全完整。对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事企分开，产权监管，分级营运，实现保值增值。
第四十八条 中国科学院依法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和税务稽查。中国科学院对院属机构财务制度建设、财务管理状况、资金使用效益、经济运行效率和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等方面实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中国科学院中文简称为中科院，英文名称为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缩写CAS。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中国科学院印章为圆形，中心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外周标“中国科学院”名称，自左向右环行，由国务院制发。中国科学院院徽为圆形，由中国科学院中英文名称、物质结构和齿轮图案组成。
第五十条 本章程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按程序及时修改。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各项规定和管理制度与本章程相抵触的，以本章程为准，并根据本章程修订。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经院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报国务院备案。本章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院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