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布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名单的通知（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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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越南


中越发表联合公报


　　2004年10月8日，中国和越南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一、应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潘文凯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4年10月6日至7日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和潘文凯总理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和国会主席阮文安。两国领导人在诚挚、友好和务实的气氛中就加强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二、双方高兴地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确定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字方针指引下，中越关系正在迅速、全面和深入发展。两国领导人往来频繁，双方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成果显著，边界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取得积极进展，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协调配合。

　　三、双方认为，中越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国际形势深刻演变的背景下，保持双边关系始终稳定、健康和顺利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国政府决心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继续秉承16字方针，弘扬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及时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把中越关系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接触，加强两国各部门、地方和群众团体的友好往来和交流，认真落实双方外交、国防、公安等部门签署的合作文件，切实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深化全面合作，鼓励和支持双方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加强双方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交流，深入开展“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和促进两国青年一代的交往，加强中越友好的宣传教育。

　　四、双方对两国经贸关系取得的长足进展表示满意。双方愿继续深化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大宗商品交易，确保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2010年贸易额100亿美元目标，逐渐缩小双边贸易的失衡；抓紧实施双方业已确定的合作项目，积极鼓励和支持双方企业就重大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开展长期合作，努力提高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和质量。双方同意在两国政府经贸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专家组，积极探讨“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可行性。

　　双方同意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越南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承诺不对中国使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16条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中国承认越南经济为市场经济，支持越南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愿同越方共同努力。双方本着务实和灵活的精神，尽快完成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五、双方一致认为，2004年8月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团长举行特别会晤，就具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达成一致并签署会谈纪要，有利于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切实预防和及时妥善处理边界领土发生问题。双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将纪要内容落到实处。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快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进程，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倍努力，增进互信，真诚合作，力争如期完成勘界立碑工作，早日把陆地边界建成中越两国之间和平、友好与合作的边界。在勘界立碑期间，双方将切实维护边界现状，并严格按照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管理边界。

　　双方对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6月30日同时生效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对中越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对两个协定生效后的实施情况感到满意，并强调将继续密切配合，严格落实两协定的规定，同时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不采取过激和武力行动，共同维护北部湾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长远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同意严格遵循两国高层共识和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宗旨和原则，切实保持克制，双方均不采取任何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包括不对渔船采取武力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

　　双方强调，继续维持海上问题谈判机制并增加谈判次数，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在问题解决前，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继续加强共同关心的低敏感领域的合作，逐步探讨在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扩大合作。

　　六、越南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同台湾只进行非官方经贸往来，绝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七、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联合国、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多边领域的合作与配合，继续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信义义务是现代公司法的核心制度之一，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借鉴了该制度，《公司法》第148条明文规定了董事、高管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我国学者认为勤勉义务就是指公司法理论中的注意义务。[ 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一、董事、高管的忠实义务
　　　《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了董事、高管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具体表现形式，即董事、高管人员将自己的利益置于股东和公司利益之上，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忠实义务，是指董事、高管必须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为其最高目标和全部期望，不得在履行职责时掺杂自己的个人私利或为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使个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操守标准或要求。[ 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忠实义务是对董事、高管品德上的要求，他们必须尽力避免利益冲突，不得夺取公司机会。[ 邓峰：《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忠实义务是一种信赖义务，公司基于对董事、高管品德的信赖，才委任其为公司管理事务。
　　　我国《公司法》仅规定董事、高管在任职期间，应当遵守忠实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义务。对于董事、高管人员离任后是否应当继续承担忠实义务，《公司法》未作规定。董事、高管任职期间而产生的权利和影响，不会在其离任后马上自动消失，如果其离任后不当使用，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尽管《公司法》对离任董事、高管是否应当承当忠实义务未作规定，但是董事、高管同时也是与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公司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约定竞业限制，以此来要求董事、高管在离任后的一定期间内仍然要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

　　　二、董事、高管的勤勉义务
　　　《公司法》第150条对勤勉义务做了具体的规定。勤勉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管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应尽到如同一个谨慎的人处于同等地位与情形下对其所经营的事项所给予的注意一样的谨慎义务。即董事、高管在作为业务执行者和经营者处理公司事务时，应当怀有善意，并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王保树：《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载《法学》2002年第2期。] 勤勉义务是对董事、高管能力上的要求，要求董事、高管为股东和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尽心尽力。勤勉义务是一种管理义务，要求董事、高管在管理公司事务时，运用自己的才能、知识、技能和经验为股东和公司创造价值。
　　　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虽然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勤勉义务，但是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未作具体规定，仅在《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113条第3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是对勤勉义务的基本要求。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查董事、高管的行为是否符合勤勉义务的要求时，一般不对董事、高管的行为做实质性审查，而是通过认定董事、高管的行为是否是正常经营行为或公司行为，来认定其是否符合勤勉义务的要求。即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首先审查董事、高管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审查，如果董事、高管的经营行为程序合法且属于正常经营的范围，法院一般就认为董事、高管符合了勤勉义务的要求，就不再对其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如果能够证明董事、高管的行为不符合正常经营行为的标准，法院才会对其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作实质性审查。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是一般是从以下三方面来认定董事、高管的正常经营行为：
　　　1、董事、高管实施了管理公司的行为。
　　　2、董事、高管实应当在法律或章程的授权范围内实施管理公司的行为。
　　　董事、高管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的授权，董事、高管只有获得了正当的授权，才能受到正常经营行为的保护。法院对董事、高管是否获得正当授权的审查，一般是进行概括性审查。作为原告的股东或公司对董事、高管超出正当授权范围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3、董事、高管应当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前提实施管理公司的行为。
　　　法院认为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前提是正常经营行为的应有之意，法院只要查证了董事、高管是在正当授权范围事实了管理公司的行为，就当然认定其是为了公司最大利益而实施管理行为。
　　　根据上述标准，只要董事、监事在其正当的授权范围内实施管理公司的行为，就认为其尽到了勤勉义务，除非原告能够举证证明其有严重的越权行为。但是正当授权只是尽到勤勉义务的一个前提，法院在确认董事、高管具有正当授权后，也应当审查董事、高管在实施管理公司的行为时是否存在过错，即其是否具有决策能力以及其勤勉的程度。

　　　三、董事、高管违反信义义务的民事责任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高管人员违反信义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公司有权要求违反信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
　　　1、归入权。
　　　归入权，是指公司可以要求董事、高管人员将违反忠实义务的收入、报酬归于公司，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了公司有权对董事、高管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所得收入行使归人权。公司法将董事竞业的交易视为公司的交易。归入的竞业所得收人，包括：（1）董事、高管为个人利益经营而获得的收入；（2）董事、高管为他人利益而获得的收入。
　　　但是，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行使归入权的期限。可以根据我国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规定公司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董事、高管获得竞业收入或实施竞业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归入权。
　　　2、赔偿损失。
　　　根据《公司法》第150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董事、高管违反信义义务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管承担违反信义义务赔偿责任具有三个要件：
（1）董事、高管在履行公司职务。
　　　董事、高管在履行公司职务时，才对公司承担信义义务，是追究其违反信义义务的赔偿责任的前提。
　　　（2）董事、高管的行为违反了信义义务。
　《公司法》第150 条规定董事、高管的行为必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才可能承担违反信义义务的赔偿责任。
　　　（3）董事、高管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必须给公司造成损失。
　《公司法》第150 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必须“给公司造成损失”，相关的管理人员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在董事、高管违反信义义务的案件中，“损失”的承受者是公司，而不是股东。
　财产损失又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是从《公司法》第150条来看，损失包括直接损失是肯定的，但是是否包括间接损失，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间接损失是一种预期损失，在实践中难以证明和计算，且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包括间接损失，法院在判决时，如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存在间接损失，一般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那么，立法机关在制定该条时的立法目的就是是补偿性的还是惩戒性的，需要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
　（4）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董事、高管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和公司损失之间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即违反信义义务是造成损害的近因，责任才能成立。原告举证证明“职务行为、违反信义义务、公司遭受损失”相对较容易，作为原告的通常都是小股东，他们一般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在涉及公司行为的复杂交易中，他们很难了解公司运作的详细情况，如果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具备了前三项要件，就可以推定：公司的损失是由被告的行为引起的，除非他能提出相反的证据，即董事、高管能举证证明公司的损失不是其行为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原因而引起，那么其就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治理就是要制约并规范董事、高管的行为，确立公司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和法律责任，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强化公司董事、高管的信义义务以及违反信义义务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解决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201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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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琴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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