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营黄金饰品处罚认定问题的答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14:27:34 浏览: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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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营黄金饰品处罚认定问题的答复
关于经营黄金饰品处罚认定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黄金饰品认定处罚的请示》（沪工商法〔96〕第215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相关规定，金银饰品应是指完全由金银制作或含有金银的饰品的整体，而不是仅指饰品中的金银部分，金银镶嵌饰品应属于金银饰品。因此，对违法经营金银镶嵌饰品的行为，应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金银饰品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199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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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营科技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以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要特征，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民营科技企业包括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的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办的实行民营的科技企业。
第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科技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促使民营科技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鼓励、扶持、引导和保障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统计、人才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立项、科技产品认定、科技成果鉴定等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其职责加强管理和服务，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条 民营科技企业依法设立。其经营活动应当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研制、中间试验、生产、推广、销售为主。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合法拥有科技成果、新技术产品、专有技术、专利等，或者具备与其经营活动相应的技术能力；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其中科技人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按照科技企业管理权限认定，并定期审核。
第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国家和省规定的税收优惠待遇；
（二）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三）申请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
（四）申报科技成果奖励；
（五）申请贷款；
（六）申请基本建设项目；
（七）选聘接纳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八）合法拥有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后，按国家规定作为注册资本；
（九）国家和本省对科技企业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经营和纳税；
（二）保守国家秘密；
（三）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
（五）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不生产经营伪劣产品，不以虚假技术、信息等欺骗用户和消费者；
（六）完善环境保护措施；
（七）办理职工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
（八）建立健全劳动安全保护、职业病防治等制度；
（九）保障工会依法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接受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第九条 国有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依法创办、领办、联办民营科技企业。
鼓励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离休退休和非在职的科技人员创办、领办民营科技企业或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
第十条 境外、省外科技人员来本省创办、领办民营科技企业或者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享受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民营科技企业聘用拥有重大科技成果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外地科技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在落户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十一条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类型的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或者依法互相参股、兼并、合并，组成新企业或企业集团。
第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做到产权关系明晰，组织制度健全，经营机制完善，管理科学，行为规范。
第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所需的特殊生产资料，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供给。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家信贷政策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对有信誉、科技含量高、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项目，优先予以资金支持。
政府支持有关单位和企业建立和完善民营科技企业贷款担保机制。
第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有关基金应当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扶持其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
第十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依法在境外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销售网点。
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有权自主选择外贸代理机构；具备条件并履行规定手续的，享有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从境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或者与外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第十八条 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出境进行学术交流、科技考察、科技合作、科技展览、商务洽谈等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科技人员、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其工龄计算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人事档案可以存放在人才交流机构。
第二十条 在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其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其职务聘任和待遇，由所在企业自主决定。
第二十一条 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人员的智力成果可以依法参与收益分配。民营科技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科技人员的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折价入股。
第二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尊重科技人员的知识、技术成果和权益，采取各种措施，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
科技人员应当积极发挥技术专长，履行职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会计、审计、统计等制度，按时编报财务、统计报表，将企业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科技成果以及开发经营等有关情况，及时统计报送所在地科技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有权拒绝不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各种摊派、收费、罚款和集资。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科技行政部门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科技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剽窃、篡改、假冒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民营科技企业知识产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的；
（二）侵犯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经济权益和商业秘密的；
（三）侵占民营科技企业财产或违反规定向民营科技企业摊派、收费、罚款、集资的；
（四）侵害民营科技企业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民营科技企业合法权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2004年)
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营科技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以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要特征，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民营科技企业包括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的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办的实行民营的科技企业。
第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科技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促使民营科技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鼓励、扶持、引导和保障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做好对民营科技企业统计、人才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科研技术开发项目立项、科技产品认定、科技成果鉴定等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其职责加强管理和服务，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条 民营科技企业依法设立。其经营活动应当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研制、中间试验、生产、推广、销售为主。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合法拥有科技成果、新技术产品、专有技术、专利等，或者具备与其经营活动相应的技术能力；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其中科技人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按照科技企业管理权限认定，并定期审核。
第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国家和省规定的税收优惠待遇；
（二）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三）申请科技成果、新产品鉴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
（四）申报科技成果奖励；
（五）申请贷款；
（六）申请基本建设项目；
（七）选聘接纳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八）合法拥有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后，按国家规定作为注册资本；
（九）国家和本省对科技企业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经营和纳税；
（二）保守国家秘密；
（三）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
（五）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用户和消费者负责，不生产经营伪劣产品，不以虚假技术、信息等欺骗用户和消费者；
（六）完善环境保护措施；
（七）办理职工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
（八）建立健全劳动安全保护、职业病防治等制度；
（九）保障工会依法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接受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第九条 国有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依法创办、领办、联办民营科技企业。
鼓励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离休退休和非在职的科技人员创办、领办民营科技企业或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
第十条 境外、省外科技人员来本省创办、领办民营科技企业或者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享受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民营科技企业聘用拥有重大科技成果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外地科技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在落户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十一条 支持民营科技企业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类型的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或者依法互相参股、兼并、合并，组成新企业或企业集团。
第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做到产权关系明晰，组织制度健全，经营机制完善，管理科学，行为规范。
第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所需的特殊生产资料，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供给。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家信贷政策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对有信誉、科技含量高、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项目，优先予以资金支持。
政府支持有关单位和企业建立和完善民营科技企业贷款担保机制。
第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有关基金应当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扶持其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
第十六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依法在境外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销售网点。
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有权自主选择外贸代理机构；具备条件并履行规定手续的，享有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从境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或者与外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第十八条 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出境进行学术交流、科技考察、科技合作、科技展览、商务洽谈等活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科技人员、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到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其工龄计算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人事档案可以存放在人才交流机构。
第二十条 在民营科技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其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其职务聘任和待遇，由所在企业自主决定。
第二十一条 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人员的智力成果可以依法参与收益分配。民营科技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科技人员的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折价入股。
第二十二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尊重科技人员的知识、技术成果和权益，采取各种措施，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
科技人员应当积极发挥技术专长，履行职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民营科技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会计、审计、统计等制度，按时编报财务、统计报表，将企业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科技成果以及开发经营等有关情况，及时统计报送所在地科技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民营科技企业有权拒绝不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各种摊派、收费、罚款和集资。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科技行政部门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科技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剽窃、篡改、假冒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民营科技企业知识产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的；
（二）侵犯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经济权益和商业秘密的；
（三）侵占民营科技企业财产或违反规定向民营科技企业摊派、收费、罚款、集资的；
（四）侵害民营科技企业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七条 民营科技企业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民营科技企业合法权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