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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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决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五十一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决定》已经2012年12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2月24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决定
（2012年12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拟任命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提请任命。”
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审议人事任免案时，重要的人事任免案由有关机关主要负责人到会说明，其他人事任免案由有关机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或者采取书面方式说明。提请单位和人事任免工作机构均应当派员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三、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人事任免案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讨论后，采用电子表决器或者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时，实行逐人表决，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实行分类合并表决。先进行免职项的表决，后进行任职项的表决，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连续两次未获通过的，不得再提请任命为同一职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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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食药监食[2009]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25号）要求，为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现就做好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食品安全法》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施行，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科学监管理念，推进依法行政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责任政府的高度，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认识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的重要意义，把学习好、宣传好《食品安全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到监管工作的重要位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要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制定具体的学习贯彻方案，广泛、深入宣传《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担负的职能；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律知识、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监管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全面掌握《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特别是要准确理解餐饮服务监管的法定职责，提高各级监管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水平。要监督、指导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相关行业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使生产经营从业人员掌握食品安全法律知识，自觉守法经营；行业协会要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加强行业自律，开展好行业内的诚信建设活动。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各种媒体，要制定学习、宣传《食品安全法》的工作方案，准确宣传法律知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的监管职能，加强各地学习、宣传《食品安全法》活动的深度报道，为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和执法监督环境。
二、准确把握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定职能，积极履行职责，切实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食品安全法》体现了预防为主、科学管理、明确责任、综合治理的食品安全工作指导思想，明确了分工负责与统一协调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以及县级以上各相关监管部门的具体职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准确把握所担负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严格依法行政、科学监管，努力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目前，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中，省以下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尚未交接到位，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调整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9〕1号）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做好职责交接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食药监食〔2009〕22号）要求，强化责任意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抓紧开展本地区餐饮服务环节和保健食品安全状况的全面调研，掌握基本情况，摸清存在问题，研究加强监管措施。要加强新形势下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的研究，加强与卫生行政部门的合作，搞好工作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既避免职责不清、交叉重复，又防止监管空白。
要认真研究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的保障措施，在增强食品检验能力，提高执法专业技术水平等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经费、人力资源的保障和支持，特别要注重提高基层监管能力，打牢基层监管基础，组织开展实用快速检测技术的筛选、研究和推广工作，支持基层加快配备必要的监督和快速检测设备，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一线队伍科学监管的水平。要认真研究《食品安全法》赋予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严格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准入条件，加强生产经营和市场监督稽查，建立和完善相关监管责任制度，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着力解决监管工作中的不作为、不到位和乱作为的问题，严肃查处失职、渎职行为。
要采取有力措施，督促餐饮服务生产经营者落实餐饮服务索证索票、安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督促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保健食品研制、生产、流通的各项规定，切实承担起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严肃查处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
三、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清理现行的法规制度，抓紧制定、完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法规和规章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务院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与《食品安全法》同时施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依据各自职责，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要，制定配套的部门规章，确保《食品安全法》得到贯彻落实。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现行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部门规章进行清理，及时废止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章，或者修订、废止其中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内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要求，根据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职能和实际监管工作的需要，一方面要积极向立法部门提出制定和修订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中的规章和规范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中的政策性要求和工作指导意见。
四、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为契机，扎实做好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２月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提出用２年时间在全国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对切实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做出了明确部署。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印发《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意见》，将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监管法规制度；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依法监管的能力；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专项检查和保健食品清理换证；开展专项抽查，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品种的监管；完善餐饮服务环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及时查处餐饮服务环节和保健食品安全重大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等措施，有效地解决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抓住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这个有利时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8号）要求，根据国家局《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意见》，加强对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领导，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抓好督促检查、工作指导和效果评估，逐级落实整顿工作任务和责任。
各地要继续做好餐饮服务环节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并做好专项整治与为期2年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衔接，确保对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监管更加规范有效，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自律、依法经营意识显著加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餐饮消费食品安全的信心，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各地要及时总结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的经验，要把相关信息和工作动态，及时报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关于做好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食药监食[2009]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25号）要求，为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现就做好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食品安全法》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施行，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科学监管理念，推进依法行政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责任政府的高度，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认识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的重要意义，把学习好、宣传好《食品安全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到监管工作的重要位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要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制定具体的学习贯彻方案，广泛、深入宣传《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担负的职能；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律知识、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监管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全面掌握《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特别是要准确理解餐饮服务监管的法定职责，提高各级监管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水平。要监督、指导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相关行业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使生产经营从业人员掌握食品安全法律知识，自觉守法经营；行业协会要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加强行业自律，开展好行业内的诚信建设活动。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各种媒体，要制定学习、宣传《食品安全法》的工作方案，准确宣传法律知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的监管职能，加强各地学习、宣传《食品安全法》活动的深度报道，为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和执法监督环境。
二、准确把握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定职能，积极履行职责，切实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食品安全法》体现了预防为主、科学管理、明确责任、综合治理的食品安全工作指导思想，明确了分工负责与统一协调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以及县级以上各相关监管部门的具体职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准确把握所担负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严格依法行政、科学监管，努力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目前，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中，省以下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尚未交接到位，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调整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9〕1号）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做好职责交接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食药监食〔2009〕22号）要求，强化责任意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抓紧开展本地区餐饮服务环节和保健食品安全状况的全面调研，掌握基本情况，摸清存在问题，研究加强监管措施。要加强新形势下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的研究，加强与卫生行政部门的合作，搞好工作协调，形成监管合力，既避免职责不清、交叉重复，又防止监管空白。
要认真研究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的保障措施，在增强食品检验能力，提高执法专业技术水平等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经费、人力资源的保障和支持，特别要注重提高基层监管能力，打牢基层监管基础，组织开展实用快速检测技术的筛选、研究和推广工作，支持基层加快配备必要的监督和快速检测设备，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一线队伍科学监管的水平。要认真研究《食品安全法》赋予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严格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准入条件，加强生产经营和市场监督稽查，建立和完善相关监管责任制度，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着力解决监管工作中的不作为、不到位和乱作为的问题，严肃查处失职、渎职行为。
要采取有力措施，督促餐饮服务生产经营者落实餐饮服务索证索票、安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督促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保健食品研制、生产、流通的各项规定，切实承担起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严肃查处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
三、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清理现行的法规制度，抓紧制定、完善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法规和规章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务院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与《食品安全法》同时施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依据各自职责，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要，制定配套的部门规章，确保《食品安全法》得到贯彻落实。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现行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部门规章进行清理，及时废止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章，或者修订、废止其中与《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内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要求，根据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职能和实际监管工作的需要，一方面要积极向立法部门提出制定和修订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中的规章和规范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提出餐饮服务、保健食品监管中的政策性要求和工作指导意见。
四、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为契机，扎实做好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２月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提出用２年时间在全国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对切实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做出了明确部署。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印发《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意见》，将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监管法规制度；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依法监管的能力；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专项检查和保健食品清理换证；开展专项抽查，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品种的监管；完善餐饮服务环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及时查处餐饮服务环节和保健食品安全重大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等措施，有效地解决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抓住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这个有利时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8号）要求，根据国家局《餐饮服务和保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意见》，加强对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领导，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抓好督促检查、工作指导和效果评估，逐级落实整顿工作任务和责任。
各地要继续做好餐饮服务环节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并做好专项整治与为期2年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衔接，确保对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监管更加规范有效，餐饮服务经营者严格自律、依法经营意识显著加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餐饮消费食品安全的信心，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各地要及时总结学习贯彻《食品安全法》的经验，要把相关信息和工作动态，及时报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