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与保护商业秘密的关系/唐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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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户外广告管理暂行规定

云政发[1989]87号


第一条 为了促进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切实加强户外广告管理，维护市容整洁美观，严防虚假行骗、低级庸俗广告的出现，使广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广告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管理的范围包括：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利用街道、广场、车站、机场、码头、影剧院、娱乐区、体育场(馆)、乡镇集贸市场、交通沿线两侧等地的建筑物或空间设置路牌、霓虹灯、灯箱、橱窗、电子显示牌、墙壁等经济、文化、社会各类广告，均属本规定管理范围。
第三条 户外广告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户外广告的设置场地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城建管理部门会同工商、公安、交通、环保等有关部门协商确定，统筹安排。禁止在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上滥行张贴、涂写。在广告经营活动中，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四条 经营(包括设计、制作)户外广告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有
关规定，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准发给营业证照后，方可开业。未经核准登记者，不准承办广告业务。
第五条 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自己场地范围内设置、张贴广告，选择适当位置，宣传本厂(店)生产经营的商品，应做到小型美观
不准随意张贴、涂写，不准占用道路影响交通。
第六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设置户外广告，必须带广告内容和有关证件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登记。经审查批准后，加盖广告管理专用标志，方可到指定地点张贴、涂写和设置。政府机关发布的通告、公告、布告、通知等宣传张贴品，可不必办理广告登记，但应张贴在统一规划的公共广告栏内。
第七条 户外广告的内容不得违反《广告管理条例》的规定。违者，依照《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论处。对非法发布户外广告和不按指定地点设置广告者，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八条 户外广告场地费、建筑物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会同物价、城建部门协商制订，当地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最高不得超过广告营业额的百分之十。广告经营单位与场地主管部门签订的租用场地协议或合同，须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九条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张贴在公共广告栏内的广告，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广告管理费。交纳的标准由各县(市)自定，每张每次收费最高不得超过十元。张贴广告的保留期限一般为5--7天，在核准的保留期内，任何人不得覆盖。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起施行。各市、县可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具体补充规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省工商局负责解释。

论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职能发挥





内容提要：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定位为和谐执行。而推行和谐执行，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符合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和谐执行可实行以下几种方法：（一）教育疏导法。（二）执行和解法。（三）人文执行法。（四）风险告知法。（五）透明执行法。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执行 角色定位 实际操作和运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它要求我们的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肖扬院长要求，各级法院要在和谐社会进程中，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在此，有人提出了和谐审判、和谐执行。法院执行，作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直接关系到“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和社会的稳定，那么，它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又如何找准角色定位，及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试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法院执行的基本内涵及和谐执行的意义

法院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付诸实现的法定活动和行为。它包括刑事执行、民事执行、行政执行及非诉行政执行，执行范围广泛，手段强硬，是用司法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保障。法院执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体制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执行的软硬掌握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进程。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谐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务和谐、区域和谐等。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它呼唤法院的和谐执行，呼唤法院在执行中，多一点点“温柔”，少一点点“强硬”。推行和谐执行的意义在于：1、宏观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将法治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以至诚至善的精神追求，灵活务实的执行调解艺术，惩恶扬善，启迪心智，回归理性，才能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并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产生一种综合社会效能----即：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促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对良好秩序的认同。2、微观上，提高了法院自身的执行结案率，并有效地缓解了“执行难”。和谐执行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工具，成为支撑社会服务体系及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交往、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保障，也是完善社会机制、构建和谐的有效手段。

二、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肖扬院长曾说过，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有序的社会，而一个有序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事实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与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密切相关。所以，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然定位为和谐执行。而推行和谐执行，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符合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

所谓和谐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以实现公正与效率为目标，以司法为民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情法并重、宽严相济、公正文明的执行方法，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同时，增进当事人的信任和友爱，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它旨在追求执行中的和谐效果。

（一）和谐执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拥有化解自身矛盾的机制，而法院执行，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一个部分，本身就具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如执行规定中的执行和解、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等内容及民主、公开、公正等执行特点，就满足了社会主体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需求，加速了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当前，在反映执行不到位、来信来访等问题日渐增多，可能出现矛盾激化甚至上访、继而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情况下，倡导并推行和谐执行，已成为形势的必然要求。和谐执行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和处分权，体现了宪法和法律精神，并利用法律合理平衡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完全符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和谐执行符合我国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

从我国民族心理方面看，“和为贵”的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求争执的当事人不计较个人利益，做君子而不做小人，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友爱。这种“和合”文化思想，体现到执行工作中，同样要求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互谅互让，它追求的仍然是一种和谐的局面。很显然，和谐执行理念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法院执行工作中的继承和发扬。

从法律文化传承上来看，我国的法律一直是注重调解。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调处的记载，抗战时期的延安，我党就系统地提出了马锡五式的调处方式。1991年颁布的民诉法及人民法院执行规定中，更是把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它突出强调的仍是和谐执行。执行工作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担着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职能，它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人、关心人。有鉴于此，以人性换人心、尊重人、关心人的和谐执行方法，对于处理好各方利益冲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安定有序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不难看出，和谐执行遵循的正是“和为贵”的民族心理及注重调解的法律文化传统。实践已经证明，和谐执行是人民法院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要构建和谐社会，执行工作只有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采取符合我国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和谐执行方法，才能真正发挥其定纷止争的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和谐执行在具体工作中的操作和运用

和谐执行，推行的是以人为本、情法并重、宽严相济、公正文明的执行方法，在目前我国法院普遍被“执行难”问题所困扰的情况下，推进和谐执行，不啻于是缓解“执行难”的一个有效途径。近几年，萍乡法院就实行了“攻心为上、抢抓机遇、制度配套、良性循环”十六字方针，并同时推出了“汤河经验”，就是和谐执行的一个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结合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和谐执行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教育疏导法。即执行人员区别不同案情，以攻心为上，对当事人做好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敦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践中不难发现，我国强制执行程序功能的有限性，不仅体现在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负担过重、执行组织等内部关系未理顺等问题所造成的“绝对力量不足”，更集中地表现为转型期制度总体供应不足所导致的“相对力量不足”。在这种境况下，教育疏导的种种优势便凸显出来----更容易节省法院办案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院执行力量和其他制度的不足。“汤河经验”就是教育疏导法的一个体现。教育疏导法作为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在执行制度供应不足的整体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有其长期存在和使用的必要。

教育疏导法有以下四种：

1、 案例引导法----即在教育疏导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列举发生在当事人身边的一些较为熟悉的案例，引导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从而达到执行目的的一种说服教育方法。此种方法多用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追索“三费”等案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