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给我们的启示/张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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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代表制度初探

陈训龙*


摘要：公司的权利义务必须通过公司代表的行为来实践，因此公司的代表制度是公司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平时我们所谈的均是董事层面的代表，本文称为对外代表权，然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这些享有对外代表权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侵害公司利益，却无法被追究的现象，本文考察了公司代表制度的两种主义，并提出在我国应该废弃原先的法定代表人唯一代表制，而引进西方的监事代表制度。
关键词 公司代表 监事制度 监事代表
　　　　　　　　　　　　　　　　　　　　　　　　　　　　　　　　
公司作为一个法人，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负有义务的资格，然而作为一个组织体，其不具有如自然人一样的生理特征可以自己行为。在公司法上就创设了公司代表制度，公司代表的行为视为公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公司，由公司负责，使得公司可以现实的行为，以不负它的主体地位。然而在谈到公司代表制度时，我们主要讲的是公司的对外代表权，经考察各国的公司法，大都是用了“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等词来描述这种对外代表权的享有者，从法律条文看，享有这种代表权的人或机构同时还享有经营、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的职权，例如瑞士民法典第69条规定：“董事会依照章程授予其的权限有处理社团事务和代表社团的权利和义务。”德国股份公司法在规定“董事会在法院内外代表公司”的同时，还规定“董事会本身负责领导公司”（第76条）；在英美公司法中，董事得各自代表公司代表，同时还是处理公司日常事务的人1。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些代表权主要是基于经营者在日常经营活动过程中与公司外第三者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是一种对外的代表权，这种代表制度是公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使得公司可以现实的行为，使公司这种组织体形式的法人在主体行为上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然而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公司的这种对外代表权，更加关注这些享有对外代表权的董事们一旦滥用职权，法律上如何维护广大的股东以及公司利益。当然，从法律上讲，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公司高级职员或机构（以下简称经营者）滥用职权，造成公司、股东利益损失而负有赔偿责任的制度早已确立，而且其内容相当丰富，例如董事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公司的介入权等，我国公司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可以说，这种规则是相当完备的。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始终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程序问题??由谁来代表公司向这些经营者行使请求权。在实践中，虽有损失存在，法律上也有责任承担者，但没人出面代表公司行使请求权，致使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损失的现象大量存在，从理论上讲，这时应由监督权的享有者??监事会出面来行使这种请求权，但我国公司法中仅规定监事有检查财务权、违法行为监督权、要求经营者纠正损害行为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权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却无代表公司起诉权，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公司立法的一大缺陷。
论及此现象时，我们必须提到在公司立法上对代表制度的两种态度。通常而言，以是否承认在公司内部存在代表问题，可将代表制度立法分为相对主义立法和绝对主义立法。相对主义立法即承认公司内部存在代表问题，不将公司代表权唯一的绝对的授予某一人，除经营者是公司对外代表权的享有者外，监事享有相对于经营者的公司代表权，可以将其称为对内代表权；在经营者的行为同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或滥用职权造成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时，由监事出面代表公司同其进行交涉，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国外很多公司立法都承认这一制度，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12条规定“相对于董事会成员来讲，监事会在法院内外代表公司”，日本商法第二编公司中“公司对于董事、或者董事对于公司提起的诉讼时，对于诉讼，监察人代表公司，收到公司依第267条第一款（即提起追究董事长责任的诉讼）的请求时亦同”，（第275条第四款），台湾公司法在第223条也规定“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有交涉时，由监察人为公司之代表”。而绝对主义立法主张公司内部代表不存在，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法律规定的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这种代表权的归属是唯一的，不可分享的2。由于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不可代替性，造成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从典当公司资产、委托拍卖公司财产到转让一辆公司的旧汽车都必须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证明文件或者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还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负责人和企业雇员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人，且在法人参加的民事诉讼中，法定代表人处于不可代替的位置，如果法定代表人消极抵制，法人无从启动或参加诉讼，如果法定代表人主动参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代表公司行使诉权，如果公司想起诉它的法定代表人，该起诉在理论上需要法定代表人的同意，法定代表人在作为被告的同时，并没有当然丧失代表原告的权利3。我国公司法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即规定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除其以外，任何人不具有公司的代表权，监事当然就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了。因此在实践中，就经常发生有些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过失导致公司经济损失后携公司公章离开公司，公司想起诉而不得成功，法院也无法受理这种无法定代表人签名和盖章的诉讼案件4。在公司法上留下了权益保护的一个空白。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主张在我国公司法中引进西方的公司监事代表制度，监事会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专司监督的机构，是股份公司的必设机构之一，其设立的目的就是要监督公司事务的执行，当然应该包括法人代表在处理公司事务时的行为，公司法规定监事有检查公司财务权、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事务的行为监督权等权力，但这些也只有监事作为公司代表时才显得合理，其实从公司法目前的规定来看，引进这种制度应该是势在必行，公司法第214条、第215条等均规定了公司对董事、经理的介入权、处分权。第118条还规定了董事的赔偿责任，这些介入权、处分权、赔偿请求权必须要有人来代表公司行使，而监事是最佳的人选。虽然我国公司法对监事的这种权利无明文规定，但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已有类似的做法，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有限公司条例》第61条规定，“当董事、经理的行为与公司的利益有冲突时，（监事会可）代表公司与董事、经理交涉，或者对董事、经理提起诉讼。”
在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在事实上同经营权相分离，股东向公司投资而享有股权，公司则被交由董事会治理，因此董事会的权力极大。为了防止权力趋向腐败，为了避免作为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成员（董事）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而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欧洲大多数国家、日本的公司立法、我国及台湾地区的公司立法均采用了对于董事及董事会权力的三层监控设计：股东大会、股东以及监事会。但是，虽然股东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来监督经营者，但由于股东大会属非常设机关，股东个人势单力薄，且个人监控董事会成本太大，搭便车现象就难免存在，尤其是集团诉讼机制的不健全，致使股东大会及股东个人对董事及董事会的制衡力量之功效甚微，难以直接与董事会强大的力量和具备的其他优势相匹敌。因此作为对经营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董事会（以及其聘任的经理）专门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以及监事会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在这些国家地区的公司法中均有监事（监事会）享有检查财务文件、监督董事会经营活动、董事会违法行为制止权等监督权能的规定。例如台湾公司法中规定：董事会执行业务有违反法令、章程之行为，或经营登记范围之外之业务时，监察人应即通知董事会停止其行为（第218条第二款）。在英美法中，由于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没有专设监事会，但股东会下设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财务实行严格的监督5，该审计委员会就相当于我们的监事会。在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监事会享有的职权有：（1）检查公司财务（2）对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3）当董事和经理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监事经理予以纠正，（4）提议召开股东临时会（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但相比较而言，缺少国外公司法的一些实质性规定，如：“（1）监事会以公司的名义对董事提起诉讼。（2）当董事为自身利益和公司交涉或者对于公司提起诉讼时，监事会代表公司（3）监事会具有股东召集权”6。这就造成监事会的监督权在实践上较难得到落实。公司实践中，监事会形同虚设，成为形式上的机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法律上必设的机关在实践中的运转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赋予监事的代表公司的诉权。因为诉讼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光享有监督权而无实质性的动作，如代表公司起诉以及召集股东会之权，难免会无法落到实处，尤其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场合。由监事会代表公司还有一个优点，因为监事会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必设的机关之一，平时它可以通过检查公司财务等职权来监督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相比较股东大会、股东而言，对董事等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有更多的知情，在行使代表权时也就能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国外许多公司法规定这种制度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实行监事代表制度还有个理论上的阻碍，因为我国的公司法传统理论不承认监事可以代表公司，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公司制度主要是为了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为其量身定作的，而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是权力的聚焦点，不允许其他任何的不同的声音存在，更不用谈谁可以代表企业起诉了。在制定公司法时，就把这种制度原封不动的搬入公司法中，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法定代表人制度7，即规定凡是设董事会的公司，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规模较小的，得以章程设定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而监事代表公司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绝对代表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和个人素质问题带来的代表错位现象的频发，使得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行使监督权的机关，理应有行使该权力的尚方宝剑---公司代表权（相对于经营者而言），否则再好的监督制度，也必定无法实施。鉴于这种现象，早有学者提出要加强监事会的监督权，提出要在监事会成员的选任、监事会的临时召集股东大会权以及监事会的代表公司权方面加大力度，使得监事会能监其事8。
监事代表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1）只能是相对于董事等经营者，而不是对第三人行使的。因为如前所述，引进这种制度的初衷在于监督董事等经营者滥用职权或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由董事代表公司难免会发生利益相干的情况。因此（2）监事得在a、在公司与董事会成员之间有诉讼行为产生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b、董事为自己或其亲属与公司有一般业务交往时，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原则上讲，董事对于公司负有不得自我交易的义务，不得利用公司机会从事私利活动，但是，在现代各国公司法中，并不绝对禁止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只要该交易行为对公司有利且获得公司同意或者经过严格的程序，则可为之9。可是董事为自己及其亲属与公司有诸如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时，不可以作为公司的代表，否则会造成利益冲突，此时应由监事会代表公司，c、代表公司委托律师、会计师10。监事会在行使监督权时，可能需要委托律师、会计师，从合法性和财务制度上予以审核，在这种情况下，监事会可代表公司出面聘任。d、依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可代表公司对于董事、经理行使公司介入权和处分权，在这个时候，只有监事出面才显得制度合理，必要时还可起诉。
另外，在这个制度具体实施时，还需要公司法其他制度的健全，如监事人员的选任、监事地位的独立等。如果在立法上不保证监事会的独立地位，为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监事会事实上还依附于董事会的话，即使监事享有再多的职权，还是得不到实现的。例如现在监事会的成员主要还是兼职，即又是公司职员，又是监事会的成员，这就造成悖论式的角色冲突：监事既是监督管理人员的监督者，又是受管理人员支配的被管理者。他的这种双重地位显然会直接影响监督职能的独立发挥，进而影响监督的实效11。在这一方面，德国公司法是个较好的立法例，其股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由监事会任免，而监事会由股东和公司职员组成，这在制度上保障了监事会的监督权的实施。当然这些制度还需要学者们具体研究。
综上可知，监事代表制度实际上涉及到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监督制衡问题，监事的监督权的实现有待于这一制度的建立，因此这是公司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在主张法定代表人绝对代表主义的我国，更有必要引进这一制度，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利益的保护。

* 作者系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 参见甘忠培：《公司代理制度论略》，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72页。
2 见方流芳：《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合期，第426页。
3 见方流芳：《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合期，第427-428页。
4 见顾敏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比较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创刊号，第50--51页。
5 见张开平：《公司权利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第125页。
6 见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7 见方流芳：《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合期，第420-421页。
8 参见胡文涛：《强化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督职能的法律思考》载《经济师》1999年第6期；万利民《国有控股公司监事会监察权有效行使的法律保障》，载《北方化丛》1999年第6期，第39-40页。
9 见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00年修订，第525页。
10 见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26页。
11 见张开平：《公司权利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第125页。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李 强)


论文提要：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 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